最珍贵的遗产

　　今年6月，我到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出差，又一次在县城一家馍馍铺门口看到了那个名叫召果力的蒙古族妇女。透过她花白的头发，黑红的脸庞，岁月深处的一位老人大步走来，他就是召果力的父亲，已故青海省副省长尕布龙。

　　采访尕布龙事迹最初的震惊，是召果力给我的。30多年前尕布龙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任县委书记，老家的妻子被受惊的牦牛踏伤了腰骨，成了半瘫痪，为了接替阿妈放牧，料理家务，才上一年级的召果力主动退了学，拿起了牧羊鞭。18岁那年放弃成为村医的机会，25年为瘫痪的母亲洗尿布，60多岁还起早贪黑开馍馍铺维持生计……一个副省长的女儿，为何吃了这么多苦?父亲去世给她留了遗产吗，为何她现在还要这么辛苦?接下来的采访是一次又一次的震惊和感动，不仅改变了我对“遗产”两个字的理解，甚至重塑了我的价值观。

　　尕布龙留给女儿的遗产是金银滩草原上一处破旧的老房子，向阳一面的几间曾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让给村里作医疗室。在阴面的房子里，我们找到了一件旧皮袍，同行人员指着这件大大小小打了8个补丁的皮袍说，每次春节回老家，尕布龙为了让终年劳碌的牧民安心过年，自己带几个干部替他们放羊，放羊时他就穿这件皮袍，像大家一样揣两个苹果和一点干粮，从日出到天黑，一放就是一整天。“牧民省长”由此得名。

　　当年的勤务员郭多回忆，1965年冬天，尕布龙带他下乡，发现放羊老汉格罗干粮吃光了，牧场离家有20里路。尕布龙当即决定，自己和郭多看守羊群，让老汉回去拿吃的。他俩就在露天雪地里蹲了一宿，没进帐房，因为“尕书记怕有狼来吃羊”。如今67岁的郭多还记得那个滴水成冰的寒夜，满月当空，遍洒银辉的草原寂寥无边。

王大千在海拔4000米的色达五明佛学院蹲点采访时与寺院尼姑合影。

　　让我再次震惊的遗产是一张三条腿的木板床。这张床曾和另外10余张床一起摆在西宁市的省级干部住宅楼里，它的主人尕布龙竟然把单位的周转房开成了“牧民店”。上世纪70年代初，很多牧民到西宁看病、办事都住在尕省长家，少则两三天，多则一半年，吃住都免费。“牧民店”一开就是30多年，先后服务六七千人。

　　我先笑后哭听完了尕省长养牛的故事。虽然领着副省长的工资，平时不敢多吃点肉，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但家里花销还是太大了，为病人熬中药、做饭的煤炉子常年生着火，“牧民店”每年要买6吨煤，每月买300斤面粉，每天要做5锅面条。病人喝点儿牛奶有营养，可老跟厨师、司机借钱买也不是个办法，尕布龙跟放牧的女儿要了一头牛拉回了西宁。这下可热闹了，在草原上自由惯了的牛一下拖拉机就犯了牛脾气，狭窄的楼梯上，前面的人拽着绳子使劲儿拉，后面的尕布龙抱着牛屁股用力推，邻居们至今还记得那天“牛妈妈”声嘶力竭的“哞哞”声。

　　还有震惊来自于尕布龙去世3年后，青海当地媒体评选“影响青海历史人物”，原本不在候选名单中的他在短短几十天内被数千群众联名推荐并最终高票当选，人们说，南北山上20万亩的绿树，西宁人均112平方米的森林是尕省长留下的绿色遗产。退休后的尕布龙又担任西宁南北两山绿化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穿一条蓝褂、戴一顶草帽、踩一双胶鞋、握一把铁锹，早上六七点尕布龙就开始带人挖树坑、抬树苗，中午就在山坡上和工人们一起啃点干馍馍、喝点茶，晚上实在太晚了，就在山上凑合睡一宿……一起种树的很多农民工不清楚他的身份，还以为是食堂的大师傅。一天，他肺气肿急性发作，昏倒在山坡上，有同事扑上去喊“尕省长”，大家才知道这个每天跟大伙一起干活、一锅吃饭的老头是个大官。许多人看着身上、脸上、耳朵、鼻孔全是土的老省长流下了眼泪……

　　太多震惊说不完。面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吃喝风，尕布龙不留情面、当面呵斥，甚至愤然离席，留下一桌人尴尬不敢举筷子;下乡遇到乡干部相互“挤眼睛”要给他宰羊杀鸡做午饭，他宣布乡干部免职并深鞠躬向群众道歉;严格要求子女几乎“不近情理”，很少向儿孙流露感情的北方汉子，在女儿手术后的病床前竟然不停地抹眼泪……　

  王大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采访春节期基层文化活动。

　　数得清的遗产不会随风而散，更多数不清的遗产永不磨灭。此后我提笔追记那些不朽的灵魂，总要问起他们的遗产：胃被切除三分之二、化疗八次仍坚守一线的交警王成元的女儿说，父亲的遗产是忍病痛挑重任的担当精神;47岁就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统战部长尖措的妻子说，丈夫的遗产是修身炼心温暖他人的奉献精神;临终前还要把自己身上的糖尿病治疗泵转送给其他病人的医院院长才仁松保的女儿说，父亲的遗产是医者仁心和党员初心……

　　多么幸运，我是记者，有更多机会去行走、寻找、记录、体验、传播这些最珍贵的遗产。面对大遗产，我是个小学生，以上提到的这些人，是一个初步的引言，一个敞开的邀请，因为我坚信，今后的岁月里，我肯定不是仅有的在课堂上修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