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他为了正确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毕生致力并倡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1938年9～11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④这里所说的“学会”，就是他一直倡导的要正确处理“精通”和“运用”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精通它，而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毛泽东看来，这同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是直接相关联的。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尖锐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不懂得要把理论“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⑤。1937年4月，中共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特别指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强调这“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⑥在这期间，毛泽东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其重要部分)，从哲学的高度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他特别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这些表明，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已经能够比较自觉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有了一条“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是党能够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最重要的保证条件。

　　正因为这样，党能够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准确地把握住历史机遇，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政治分裂、内战不已，蒋介石政权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热衷于“剿共”，而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沦丧，华北危急。因此，停止内战，争取一个统一的中国一致对外，成为发动人民抗战的先决条件。这时党通过瓦窑堡会议坚决纠正了“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正确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并正确指出：“新的反日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推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⑦中国共产党还预见到，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⑧这一切表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这就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政治方向。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国民党在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并没有如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彻底弃旧图新，相反却在政治上执行一条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当时“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⑨。因而，关于如何抗战的问题，即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成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争论的主要问题，也是关系到抗战前途的根本问题。中共认为，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但是不能持久的，它只能把战争引向失败。因此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⑩。中共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总动员，以推动国民党全面抗战；一方面为坚持敌后抗战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以保证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这就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在华北和华中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由于日本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对国民党更多地采用政治诱降的策略；由于国民党已将其主力转移到西南后方，又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畏惧和仇视人民力量的情绪迅速增长，逐渐把注意力从日本帝国主义身上移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身上来。这时国民党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它不但“将抗日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而且还不断制造反共的军事摩擦。与此同时，它对日妥协的倾向也迅速增长，多方寻求所谓的“和平路线”。这就使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中共及时地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同时，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了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逆流，遏制了它的反共、妥协倾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抗日战争得以继续。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及其错误政策，导致了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严重困难，日渐失去了民心。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的私利，拒绝一切进步的改革，结果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而这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11)。

　　由上可知，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所以能够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实现“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一战略目标，其中一个深刻的原因，在于这时党已经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并且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正如彭真在1939年1月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上，就是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具体解决中国的问题。”(12)他还说，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抛弃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公式死教条，并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党在17年曲折历程中的最大进步。

　　三、体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我们党从建党伊始，就始终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并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地规划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一理想的旗帜下，我们党汇集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形成了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我们朝着这一远大目标前进的重要步骤。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发展和不断胜利的历史。

　　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13)这一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由《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党之本。无论是革命年代或是建设时期，我们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个“很大的优点”。

　　近代中国革命经过无数次痛苦的摸索，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正确的革命发展方向。应当说，中国革命理想新取向的确立，不仅是由于发生了十月革命这一具体的历史条件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的变化，而且也在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本身的内在力量。马克思主义既是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又是科学的社会价值观，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价值观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不同于以往的思想理论，它是从客观世界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所无法比拟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实践又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这使得这一新世界观具有无限的创造活力。

　　毫无疑义，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科学地观察形势，主动地把握历史的发展。所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目标和精神支柱，而且对党制定现实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里要特别指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民族战争的范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发展阶段与终极目的的关系有极大的启迪意义。这个时期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以抗日战争为主要任务的。国共合作对于实现全民族抗战无疑有着重要的进步作用，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狭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仍然坚持其既联共又反共的基本立场。它在推行“限共”、“反共”方针的同时，还特别注重要“溶共”。所谓“溶共”，就是在思想上要求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政令、统一军令”，取消边区，取消人民军队，使共产党失去独立性，失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此，他们不惜采取封官许愿、金钱美色以至直接干涉等卑劣手段，拉拢腐蚀共产党人，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对于蒋介石的“溶共”阴谋，以及如何争取抗战胜利并使之成为人民的胜利，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了有力的斗争。首先，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及时地指出，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否认在统一战线中存在若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轻视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等。毛泽东坚决批判了这种软弱无能的思想，尖锐地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14)从而坚持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其次，正确地说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既肯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阶级矛盾的解决也是推动主要矛盾解决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确而巧妙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一正确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要“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15)。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抗日力量的方针，并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再次，在复杂的斗争形势和艰巨的历史任务面前，强调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这个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政治思想上剥夺国民党反共的精神武器，并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毛泽东一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强调在领导伟大的斗争中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他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6)。正确的指导思想结出了丰硕的胜利之果。中国共产党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溶共”阴谋，独立自主地发展了人民革命力量，使自己不仅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而且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应当说，这一时期是以抗日战争为主要任务，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党在民族斗争中并没有把自己降到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而是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从而使抗日战争成为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阶段。之所以能够这样，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在为现阶段而斗争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

　　由此可见，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对我们工作的指导作用，也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①《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第48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2页。

　　(12)《彭真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