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群众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小米加步枪，何以得天下？人们都想找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获得胜利的“秘诀”。国外一些学者也在探寻这个“秘诀”。有人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其特点是完全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创造力。(马克·塞尔登：《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见《党史通讯》1984年第12期第44页)延安窑洞、延安小米、延安人民是共产党人成功的基础。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延安小米养育了千千万万个民族栋梁，人民母亲孕育了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曾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096页)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

　　一、群众路线的形成

　　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相对弱小。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党员只有扎根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求生存、求发展、求胜利。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明确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22年党的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近代革命运动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放手发动群众。一个只有几十名、几百名成员的党，便掀起了有30万人参加的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孙中山正是从这一时期党所领导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页)在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席卷全国，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然而，这时党尚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完整地结合起来，以致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自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瓦解消灭的危险。中国向何处去？党的八七会议提出，发动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群众路线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第一，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第二，必须使人民群众从根本上翻身得解放。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八十以上，他们最关心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必须坚决领导和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只有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真正的翻身和解放，革命战争的开展和革命政权的建立才有牢固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中国革命仍然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第三，革命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主要的不是搞合法斗争，而是武装斗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同上，第136页)为此，毛泽东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同上，第86页)

　　第四，在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第五，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反复阐述了在工作中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反复论证了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对群众不断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同上，第138页)与此同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

　　第六，初步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29年9月，周恩来等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在讲到筹款工作时，强调“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还说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同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也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见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48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逐步由军队工作推广到各项工作，推广到工会工作、农村工作、经济工作以及白区工作等方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群众路线看作是我们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经常和普遍遵循的原则。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对群众路线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党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以及党对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加重，党越来越重视自己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注意总结领导群众的经验，从而使群众路线的思想进一步完善起来。1943年6月毛泽东为党中央所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党的群众路线达到成熟形态的标志。这个决定，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这个总结中，我们党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得到了认真提炼，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内容。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步骤，科学地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做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写进党纲和党章，这标志着群众路线的理论已为全党所接受，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把密切联系群众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态度与正确的方法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以上分析说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在延安时期已经形成与成熟。

　　二、延安时期对群众路线的理论概括

　　什么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根据毛泽东的一贯论述，刘少奇概括为四项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

　　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党自建立之日即宣布：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为各族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然而，第一次使用“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则是在延安时期。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恩德烈士的会上指出，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的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最广大的人民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各种资产阶级政党，不论其纲领多么好听，它们都是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它们的政党也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这一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它受着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什么私有的东西需要加以保护，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天然对立物。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必然是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由此就决定了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必然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那么，如何处理好全局和局部、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根本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关系呢？刘少奇指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5页)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了理论概括。一方面，必须不说空话，多办实事，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使群众认识到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从而使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斗争。毛泽东曾要求边区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另一方面，为了群众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又必须善于说服群众放弃或减少某些暂时的利益。例如在抗日期间，说服农民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只实行减租减息，以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在私营厂矿企业中，说服工人实行劳资两利政策，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借以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发展经济。这些对工农的暂时利益来说，是放弃或减少了一些，但对保障工农的根本利益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党是他们的利益的最真实最完全的代表，因而热烈拥护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把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为了革命利益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时，就自觉地抛弃个人利益，维护革命利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

　　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需要同时树立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思想。这是因为动机和效果要相一致。有这样的情况，从动机和愿望来说，做某件事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却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树立向人民负责的思想，就必须用实际社会效果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毛泽东指出：“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页)他又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那么，如何处理向群众负责和向领导负责的关系问题呢？毛泽东提出了“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向人民群众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是来源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人民群众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说，两个“负责”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两者会发生矛盾，至少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党的领导机关或党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他们制定的方针政策不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否则，就是对人民没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改正。因为任何缺点和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第二种情况是：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决定、指示和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只强调向领导机关负责，机械地、“不走样”的贯彻落实，而不从实际出发，不去顾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人民群众的情绪、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社会习惯等等，也就是说，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贯彻执行领导机关的方针、政策。这种做法，既不是向人民负责，也不是真正向领导机关负责。真正向领导机关负责同时又向人民负责，就应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三种情况是：群众提出一些落后的不合理的要求，只顾暂时利益而有损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迁就群众意见，满足他们要求.就无法履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职责，就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种做法，既不是向领导机关负责，也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正确的做法是采取疏导的方法，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说服群众、教育群众、启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方针政策。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了我们党的长期群众工作经验后，从理论上概括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1096页)怎样区别共产党人的言论行动既不是命令主义又不是尾巴主义呢？毛泽东提出了两条标准：一、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二、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他强调，这是“最高标准”。总之，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归根到底，决定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上，第1031页)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根本区别，也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重要分水岭。历史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理所应当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自己的天职，把密切联系群众看成是党的生命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总是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批判各种英雄史观的谬论。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热情歌颂了正在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诬蔑，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把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制定了一套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抵制和批判了王明轻视农民的革命力量和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批判了王明看不见人民力量，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在敌后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并使革命力量有了极大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支持世界上最大的反动派蒋介石来势汹汹的进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有些人对美国产生畏惧心理，不敢斗争，甚至主张妥协退让，解散军队。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明确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坚持一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当然不是。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强调依靠群众的同时，又提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098页)这两者是先锋队和群众队伍的关系问题，是核心力量和群众力量的关系问题。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收集在《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中的158篇文章，其中92篇是在延安写的，占了近2/3。若算上在陕北其他地方写的，达112篇。毛泽东的智慧从何而来？1944年4月，共产党的挚友续范亭将军指出：毛主席“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505页)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意见、办法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了丰富营养。群众的知识最丰富，群众的经验最实际，群众的创造能力最伟大。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791页)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这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

　　为了真正做到以上四点，必须有正确的领导群众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上，第899页)

　　“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以形成符合人民需要的系统的意见，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到群众中去”，就是把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再回到群众中去，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工作，使它变为群众的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群众经验、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拜群众为师、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过程。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使共产党的领导方法成为科学，他又用群众路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这条路线唯物辩证地解决了一般和个别、领导和群众等重要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又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310页)毛泽东在这里论述的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秩序即“个别——一般——个别”，正是“个别指导——一般号召——个别指导”的领导方法，同时又从辩证法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认识——实践”认识过程的理论。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群众观点引入了认识论，并把他所创立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辩证法的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党的工作路线三者完全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易于被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所掌握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三、群众路线在延安时期的娴熟运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群众路线的理论付诸实践，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她是如何运用群众路线的呢？

　　第一，根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党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之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她始终站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抗日战争刚一爆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全国人民和军队总动员，改革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与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认真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到党的七大时，发展为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通过党的纲领及其对纲领的实践，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最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她最坚决、最勇敢地为维护民族利益而奋斗，于是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而共产党一旦赢得人民的支持，她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二，制定具体方针政策时，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纲领、路线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3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民主制度，拥政爱民；减租减息，扶助农民；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她切切实实地研究和解决“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同上，第564页)。党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并帮助人民提高文化水平……这每一件事，都是关心群众的切实利益。人民群众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因而坚决拥护党。

　　第三，根据群众斗争的历史发展进程，提出每个时期的纲领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处于从属地位。党根据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对于团结各阶层人民，巩固抗日根据地，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区群众对此已逐渐感到不满足，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同时，当时也具备了消灭封建剥削的条件。于是，中共中央便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当时的客观情况，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战以来在解放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又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后，潮水般地参军、支前，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源泉。

　　第四，倾听人民呼声，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习仲勋在纪念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故事。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延川县长刘彩云不幸触电身亡。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劈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他并没有派人追查咒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派干部了解群众“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过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调查清楚原委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至16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亲近，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宁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解放战争时期，尽管中共中央总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向在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中央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坚决纠正“左”的错误，有效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全国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五，在政治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海外华侨，甚至僧侣，都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如七七事变后，五台山的和尚也要求参军打日本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出家不出国，抗日救国也有我们一份。”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团结抗战，共同对敌。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促进了人民抗日力量的巨大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指示全党要“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不断发展，并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这一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集团，使蒋介石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之中。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结果。(《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50页)

　　第六，在军事上，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使军队和人民打成一片。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参加战争，在政治上使得敌人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军事上，迫使敌军处处分散和消耗兵力，士气降低，便于我军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在经济上，造成了我军物资供应的来源。毛泽东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2页)

　　为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战争，毛泽东把军民一致列入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1937年10月25日，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9页)

　　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用战斗来开辟抗日根据地，而且用群众工作来建设和巩固根据地，除了人人动手做群众工作外，还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民运工作团、战地服务团、武装工作队等，分散到广大区域，开展工作。主要是：1.宣传群众，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必胜信念。2.组织群众，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3.武装群众，组织民兵、自卫军，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4.建党建政，发展党员，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5.协助政府实现经济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使农民从切身利益中体会共产党的正确。6.为群众做好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帮助遭受灾难的群众恢复家园。7.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各部队派出纪律检查组，走访群众，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人民子弟兵的出色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出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打东洋”的生动场面。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发挥了无穷的智慧，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围困战、破袭战等巧妙的游击战法，造成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第七，在经济上，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克服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要同强大的日军进行艰苦的战斗，而且还要克服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实行集体互助，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所谓组织起来，就是把一切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力和半劳力，只要是可能的，就统统动员起来，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毛泽东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2页)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成立合作社。集体互助的形式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一是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二是运盐合作社；三是手工业合作社。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同上，第932页)

　　第八，在工作方法上，贯彻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的工作中，既善于把广大群众的要求愿望集中起来，化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善于把领导机关的决策化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

　　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即是一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期间，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率。议案提出后，反响很大。有人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进攻，提案却要实行精兵简政，岂非束手待擒？甚至有人怀疑李先生动机不良。毛泽东对此提案非常重视，用红笔把重要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同时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毛泽东指出，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他又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中共中央采纳了精兵简政的建议后，规定：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百分之二，党政民系统人员占百分之一。精兵简政政策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后，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同样适用于军事战略指导方面。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作出重大的作战行动的决定之前，不但经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集体研究，而且总是反复征询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同他们磋商。在一个重大军事行动结束后，又总是要求前线指挥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便从中吸取营养，指导新的实践，这样做，不仅使战略指导的正确性有了可靠的保证，而且也能使前线指挥员充分了解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及其精髓所在，更完满地实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娴熟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理论，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它使中国共产党象磁石一样吸引了亿万人民群众，保证了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那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有哪些经验可资借鉴呢？

　　第一，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这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基础。只有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教育党员，才能增强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延安时期，党坚持不懈地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教育各级干部，这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保证。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强调“这是唯一的标准。”这里说的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就是指和人民群众的主体相结合。从此，是否密切联系群众成为鉴别党员干部言行的准则。

　　为了更好地教育党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1943年1月为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受表彰的同志题词。其中有：“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面向群众”、“为群众谋福利”、“善于领导群众”、“以身作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等。毛泽东还撰写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重要著作，悼念伟大而平凡的战士张思德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使张思德和白求恩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学习榜样。这两篇光辉著作，在中国大地上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在树立无产阶级正确思想的同时，还必须破除非无产阶级的旧思想。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对危害党群关系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军阀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揭露和批判，使它们有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藏身之地。正面教育和克服错误思想的有机结合，使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在党员干部的思想深处牢牢地扎下了根，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第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是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指出，按照这个制度，“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9页)这就保证了“从群众中来”。另一方面，我们党的所有的组织都是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的所有党员，又都是群众的宣传员、组织员和骨干分子。党的方针、政策与决议决定之后，又要交给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去贯彻执行，这就保证了“到群众中去”。因此，刘少奇又指出：党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同上，第359页)。健全民主集中制，可以为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第三，加强廉政建设，它直接关系到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决定着人心向背。

　　首先，健全制度，制定法规，确保廉洁。毛泽东和王稼祥亲自签发《中央关于严格遵守财经制度的通令》，严禁贪污浪费。各根据地逐步完善了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预算决算制度、报告制度和统一贸易制度，从而严格划分了收入、支出、保管、审核四大系统，并使其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使贪污浪费者不易有可乘之机。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贪污行为，一些根据地还颁布了反贪污法。如1938年8月15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3年3月13日公布了《淮北苏皖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前者规定，贪污千元以上者处死刑；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贪污500元以下者，视数量多寡，分别处以五年以下不等有期徒刑或苦役。并规定，共产党员有违法者从重治罪，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赦罪、开脱的借口。

　　其次，严惩腐败分子，毫不手软。某团政治委员刘振环，参加过反“围剿”战斗和长征，在平型关战斗中身负重伤，荣立战功。但后来贪污公款，被八路军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开除党籍，并受到法纪制裁。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惩处了王华亭等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这些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提高了党的威信。

　　再次，建立监督机构，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一是各级参议会的监督。参议会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复决之权，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员的职权。边区各级政府是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的并受参议会之监督。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时，代表们对候选人民主评议，热心为公者褒，以权谋私者贬，选优淘劣，扶正抑邪。参议会尽监督指导之责，对改进政府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人民利益如受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同时，各级参议会派干部到群众中开座谈会、调查会，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一旦得到群众反映有公务人员违法乱纪以权谋私，便立即处理，决不姑息迁就。三是党内的监督。首先是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加强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中共中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其次是严肃党纪，从严治党，防止党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最后，党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深入群众，艰苦奋斗。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时常背上粪筐积肥。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也都能模范地遵守财经制度，不搞特殊化。

　　许多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了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无不为之感动，他们赞叹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官。”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感慨地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

　　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与国民党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在七大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8、1049页)事实上，抗战后期国民党发国难财、贪污腐败，已经孕育着日后失败的种子。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变本加利，通过接收沦陷区敌伪财产等手段，竭尽全力对人民进行洗劫。据估计，1947年前后，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共达100亿到200亿美元。他们的财富不都在国内，很大一部分分散在美国、西欧、南美各处。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剥削压迫人民、只为一党一派谋私利的反动本质。毛泽东指出，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他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页)

　　1947年春，国民党集中23万军队向边区进攻，直逼延安。有的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危，劝他离开边区。毛泽东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在战斗中，人民群众为我军封锁消息，保守秘密，蒙蔽敌人，侦察敌情。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在敌军尾追下，先后在陕北37个村庄居住，居然安然无恙。一次，毛泽东刚离开居住了58天的王家湾，敌刘戡部就开进了王家湾，司令部恰巧设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当地群众守口如瓶，刘戡始终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此地住过。而刘戡部队一走，当地群众立即将其丢失的作战命令送给我军。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时，他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这里！

　　革命战争的胜利靠的是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靠的是人心向背。这种情况，连敌对营垒里的一些人也不能不承认。亲蒋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说过：与国民党“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形成强烈对比，“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

　　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克敌致胜的法宝。刘少奇说得好：“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34页)。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艰难困苦不可怕，残暴的敌人不可怕，经济封锁也不可怕，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就象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安泰，一旦脱离了生育和抚育他的母亲——大地，就失去力量的根基，而招致失败。由此可见，毛泽东培育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是党的生命线。

　　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 /罗忠敏，崔岩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