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精神在陕甘宁边区的贯彻

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

来源:延安精神库    日期:2020-12-16    浏览量: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的整风运动同全党的整风运动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把整风与边区的党、政、军、民、财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与边区的中心工作——生产与教育相联系,改造了边区的各项工作,推动了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为此,我们把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列为一节专门加以介绍。

  (一)边区总学委会的成立

  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

  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整顿三风的号召下,1942年4月14日,边区总学委会成立,由任弼时、高岗负责,领导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边区总学委会又按照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组织了三个学习委员会,领导各该系统的整风运动。

  党和民众团体学习委员会,由陈正人负责,杨清任秘书,张邦英、李卓然、贾拓夫、杨清、高长久、高朗山、白茜参加,负责领导西北局各部局和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边区党校、民族学院等机关学校的整风学习。政府系统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负责,高自立任秘书,高自立、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的整风学习。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系统学习委员会,由肖劲光负责,莫文骅任秘书,王震、王世泰、英文骅、曹里怀、吕振球等参加,负责领导驻边区部队系统的整风学习运动。全边区区一级、分区、县、区四级干部约2000余人,分别组成了200多个学习小组。同时,根据党龄的长短、实际工作经验的多少,尤其是文化程度的高低,又将这些学习小组分为甲、乙、丙三类。在整风运动期间,按照西北局规定,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由行政负责人兼任学委会组长,党支部与行政负责人配合,具体负责领导本单位的整风运动。

  边区的整风运动,在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后,开始发动。4月14日,中共西北局召开干部会议,在成立边区系统总学委会的同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学委会《关于执行中央宣传部4月3日决定的计划》,确定从4月20日至7月20日为研究与讨论整风文件的时间,并对整风文件的学习、讨论、总结、考核作了具体的安排。

  4月21日,边区总学委会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二千余名干部参加,在动员会上任弼时作了报告。报告指出今后三个月内干部整风的中心内容,是把中央宣传部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学好,并就边区整风的目的、计划作了说明。高岗、谢觉哉等在动员会上也讲了话。这次动员大会之后,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边区一级整风文件学习,所采取的学习方法和步骤与中央直属系统基本一致,并随着中央直属系统学习的深入发展和计划的变动而变化。

  6月2日,边区系统总学委会,召开了各单位的学委及小组长联席会议,总结了第一期学习的情况。一致认为,全党这样热烈地研究党的工作,行政上这样认真地领导学习,都是空前的。学习已经产生了效果,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已经开始有转变。学习中的缺点是咬文嚼字者多,能发挥中心思想者少。特别是学习中普遍存在着专讲文件不反省的偏向,影响学习效果,不利于改变自己的思想和作风。因此,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整风的意义,明确指出整风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会议还要求学委会和负责同志起模范带头作用,首先自己要反省和自我批评,提倡发扬民主精神,只有这样才利于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会议以后,边区的整风运动前进了一步。

  边区的整风学习,在这次会议以后,与中央直属系统取同一步骤,延长了学习时间,分为学风、党风、文风三个阶段进行学习。

  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和边区学委会联合召开会议,对整顿学风的学习作了初步估计,提出了学风学习的总结计划。同时,为了便于对整风学习的集中统一领导,共同决定边区总学委会办公室并入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机关的学习统归宣传部,由李卓然负责。接着于8月4日召开了边区各机关、学校学委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了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会联席会议的精神,由李卓然作了边区整风学习的初步总结。总结指出整风学习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学习好的仍占少数,平常者居多。所谓学习得好,最主要的是学与用、言与行的一致。这是整风学习中的基本问题。8月5日以后,以三至五天的时间,各小组,然后各机关单位,对整风学习进行了具体的总结。这次总结,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提高学习质量,反对学习中的形式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8月中旬以后,边区的整风学习进入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阶段。在进入整顿党风阶段以后,西北局召开了边区分委、特委及直属县委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西北局各部委及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以整顿三风的精神,来提高党员的水平,整顿下层组织,整顿领导机关,整顿边区全党作风,加强各级党的领导作用,求得党的全部政策的正确执行。这次会议对于把整顿党风同边区党实际密切结合起了推动作用。会议以后,部分县根据会议精神,进行了党员登记。

  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除了边区一级党政机关以外,尚有边区政府所属各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留守兵团、保安司令部所属的广大的干部和战士的整风学习。

  西北局对于分区、县级、区级这些基层单位,处于各项工作第一线一大批干部的整风学习十分注重。4月下旬,西北局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致各地党委的信》。信中指出,党中央及毛泽东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团结全党最重要的武器。并指出,为了使各地方的党在时间上有充分的准备,并且随时可以把延安的经验运用到各级党的组织中去,使各地整顿三风获得更大的成效,特决定自6月1日至8月30日为分区、县级组织学习和研究中央决定所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学习时间。紧接着又于5月30日发出《关于在各分区及各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二十二个文件的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必须将领导学习整风文件作为1942年下半年最中心的任务。指示号召各地区党、政、军各方面的主要负责干部,要以身作则地积极地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应以领导学习文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并经常亲自检查、指导、帮助所属机关干部的学习。考虑到县、区干部的实际困难,整风学习的时间延长为六个月。指示规定,县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从7月1日开始,区级干部从7月20日开始。

  县、区级干部在整风学习中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许多具体有效的办法。比如县、区级干部流动性大,许多干部经常因各种工作下乡,留在县上和区上的干部很少。针对这种情况,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或每月集中五天到十天进行整风学习;或规定具体任务,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或办整风学习班,抽调干部脱离工作进行学习。再比如县级,特别是区级干部文化水平低,甚至有许多人是文盲,整风文件学不懂,他们就采取教员上课的办法,发动能读文件的同志,当老师给大家上课、讲文件等。其中以办整风学习训练班最为普遍,也最有效。总之,尽管这些基层干部在整风学习中碰到不少困难,但在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县、区级干部的积极配合下,使整风学习得以顺利进行,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干部的整风学习,也有自己的特点。留守兵团、保安部队,负有保卫边区的重大责任,同时又有艰巨的生产任务,且驻地分散,不宜统一步骤。因此,除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机关以外,部队的整风学习,以贯彻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为中心,重点克服军队内部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早在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写信给谭政、莫文骅,号召部队学习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信中指出,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4月6日,留守部队和保安部队肖劲光、莫文骅两主任发出训令,训令指出:“今后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今后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自高级指挥员和政治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与灵活的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条文作为检查我们过去与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并规定自4月15日至7月1日,为学习四军九次大会决议案的时间。但是,由于留守部队本身的繁重任务和保安部队因突击夏收,整风学习分别延期至6月1日和8月1日开始。

  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历时半年,分别于1942年冬和1943年春基本结束。经过学风、党风、文风三个阶段的学习,从总体上讲,广大党员干部领会了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联系实际、反省思想、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觉悟,基本上达到了改造思想、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之目的。但是,也存在着对于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领会不深,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的偏向。最主要的是对边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缺乏调查研究,不会运用整风精神加以符合实际的解决。这说明整风运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西北局高干会的召开,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件大事。

  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关怀领导下召开的。会上毛泽东作了《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任弼时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等都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县级和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余人。此外,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人员,中央党校部分领导干部以及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非党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旁听了会议。

  历时八十八天的高干会,根据中共中央1942年9月1日发布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精神,以整风的形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问题和当时的若干重大工作方针问题。这次会议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和在抗战前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分清了路线是非。会议认为,二战时期边区党内的争论问题,是两条路线的争论。会议肯定了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许多同志,在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影响下,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依靠农村山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所执行的路线是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斗争的策略也是正确的。会议指出,一些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以反对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为借口,逮捕了刘志丹等许多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高级干部,其中二百名以上的优秀干部被杀害,犯下了严重错误。这就从思想上、政治上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肃清了它的恶劣影响,使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对过去的边区党内的斗争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增强了团结和统一。会议在检讨历史问题时,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实行同志式的批评与反省,着重从思想上总结经验,既解决了历史争论问题,又团结了同志。1942年11月17日至18日,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大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查》报告,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11月21口,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了这个结论。他说: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个结论要不要呢?要的。七大要做这个结论。在检讨历史问题、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重新审查了陕北的肃反问题。1942年12月12日作出了《关于1935年(包括陕甘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造成这种错误肃反原因,是以朱理治(原中央代表团书记兼陕甘晋省委书记)为代表执行并发展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登峰造极的恶果。中央认为,1935年11月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所作出的决议在根本估计上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估计现在证明都是错误的”。因此,中央除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仍保留外,原决议其余部分全部撤销。从陕北党的历史检讨中证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是起决定作用的。参加高干会的同志们,对整顿三风的意义更加认识清楚了。

  第二,会议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高干会肯定了边区党自抗战以来克服了曾经存在的对统一战线的右倾和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倾向,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会议同时指出,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问题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边区党政军民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九一”决定的精神,把整风和各项实际工作相联系,检讨了边区党在思想、组织以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倾向。例如有的工作部门、有的领导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作风以及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涉及许多负责同志本身,比历史问题的讨论更艰难,更需要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和毫不掩饰自己错误的精神。会议揭露和批评了向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闹独立性的各种表现,向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即党的领导原则的教育,进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教育,进行了人民军队宗旨的教育,统一了思想,澄清了糊涂认识。总之,经过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了统一,造成了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巩固团结。

  第三,讨论了边区今后的建设问题,确定了边区建设的任务与方针。会议分析了抗战以来的形势,认为处于抗战相持阶段的今天,敌后根据地进入更加困难的环境,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更趋复杂。我们只有在边区继续贯彻各种进步的政策,才能进一步巩固边区,提高边区,由此来推动抗战和全国的团结与进步,使大家进一步懂得了边区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担负的伟大使命。

  12月下旬,毛泽东在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会议在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后,提高了认识,纠正了“百废并举”、“样样都想做模范”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规定生产和教育为今后边区党和政府的两大中心任务,尤以生产建设为最基本的任务,确定实行精兵简政应是促进边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总方针。从而使党的干部正确地把握了形势,明确了任务,掌握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这次高干会为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以至全党的整风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整风运动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整风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原则之一,但如何结合?高干会做出了榜样。高干会的经验告诉我们,所谓整风与实际相结合,决不是随便抓住实际生活中任何现象,更不是把枝枝节节的事情当成中心,而必须抓住历史和现实斗争中带有关键性、全局性的事实,并且加以正确地符合实际地解决。高干会抓住了历史上肃反错误和当前工作中闹独立性等关键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从而纠正了边区干部中三风不正的问题,又确定了边区今后的实际工作方向问题,收到了很好效果。

  其次,高干会对于党内历史上的分歧与斗争,对当前存在的偏向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着重于思想的检查,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解决了历史争论问题,当前存在的偏向,又团结了同志。这也既是对延安整风方针的成功应用,也为延安整风运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总之,西北局高干会对于边区前一段的整风学习是一个极好的总结,并为以后的整风运动提供了经验,指明方向,尤其对边区的整风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从此,边区的整风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西北局高干会后,边区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把整风与改造思想作风,解决党、政、军、民、财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相结合,达到了既转变干部思想作风,又推进各项工作的目的。

  高干会后,边区的整风运动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传达贯彻高干会精神,着重解决干部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扫除贯彻领导一元化原则的思想障碍,巩固和加强党对边区各项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其步骤是,首先广泛深入地传达高干会精神,不仅在党内传达,而且在党外人士中也传达。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在政府和参议会中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由贾拓夫传达高干会精神。党外人士听了高干会精神的传达以后,一致赞誉高干会的成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我对高干会这些决定,很觉得满意。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是一贯的精神。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据我看是为了与全国人民携手。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

  其次,在传达高干会精神的基础上,整风学习根据高干会的决议和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精神,着重地反对了干部中存在的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所谓的“自由主义”,就是有不少干部对自己的错误,只反省不改正;对别人的错误,则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所谓“教条主义”是指在整风学习中没有把文件的精神、实质,同自身的思想、工作作风联系,与边区的实际结合。因此,自由主义、教条主义是进一步深入整风的主要的障碍。不彻底克服干部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整风运动就很难深入。所以,在第一阶段的整风学习中首先是扫清思想障碍。在扫清思想障碍的基础上,整风学习以贯彻领导一元化为主。把中央文件与高干会的决议精神,与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联系起来,清算自身的贯彻领导一元化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纠正和克服对党的政策和上级组织闹独立性的现象,以期从思想上贯彻领导一元化,改造干部的工作作风。

  第二阶段,根据高干会提出的“五整”精神,改造各部门工作。

  整党。重点是整顿基层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洗刷少数坏分子。在整顿组织、健全支部领导的基础上,把支部工作转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工作上去。同时建立了党政工作的正常关系,纠正了党政混淆不清,以党代政,党对各项工作“一把抓”的现象,一方面加强了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的独立工作,尤其乡一级政府的独立工作。

  整民。就是纠正民众团体领导机关脱离下层广大群众的官僚主义和打破形式主义的组织工作方法。边区的民众团体,在动员群众参加抗战,支援抗日前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毛病。表现在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中,忽视把组织群众参加生产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脱离边区实际,空喊抗战的口号多,组织群众做实际工作少,缺乏群众观点,脱离了群众。因而,高干会要求边区的民众团体着手克服工作中的这些问题,首先使干部对群众的态度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同时,把群众的工作中心转到生产和教育上来,把组织生产和增强教育作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把组织合作社、扎工队、变工队、纺织组等作为群众工作中一个很好的组织方法,通过组织群众参加生产,把群众切实地组织起来,从而更好地教育群众。通过整民,解决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不但使民众团体的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在思想上有了根本的转变,而且群众团体的实际工作也有了根本转变。

  整军。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部队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整军的主要任务是要克服存在于军队内部的一种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军阀主义倾向,表现在政策思想方面,就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根据地建设认识不足而产生的“耐不过艰苦坚持的局面,缺乏长期保卫边区的决心”和不从军队生产来解决困难着眼,而埋怨党和政府、责备老百姓的倾向。在组织原则方面,对于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一元化思想,不懂得甚至不去了解,以致产生军队与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上的不协调,同党和政府相隔离、闹独立性,甚至以为“军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在领导作风方面,在上下关系中对上拖延、对下马虎,以及工作的形式主义作风。整军的主要方法,首先,是从思想上整顿,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进行维护党中央、拥护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教育,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其次,实行简兵政策,整编部队,充实主力,统一领导。第三,进行整训,集中进行半年到八个月的训练,按照部队的实际情况进行政策教育、军事教育和技术训练。第四,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积极参加生产运动的号召,实行“南泥湾政策”等。高干会后,边区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依据高干会精神,开展了整军运动。

  整政。就是进一步执行三三制政策和贯彻精兵简政。执行三三制政策重点是进一步克服党的关门主义残余,做到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使其工作中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这五项目的”,以利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发展。“简政”,就是要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于生产建设,减少消费性的开支,增收入,以减轻人民负担。“统一”就是克服经济工作中和财政工作中的不协调、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现象,建立起统一的、指挥如意、使党的政策和政府的工作制度能够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工作系统建立后,工作的效能就会提高。因此,“效能”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有切实的工作效果。“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为重要。节约的结果就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减轻人民的负担。“官僚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这是必须克服的。达到这五项目的,政府工作就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整财。即在财政经济部门和一切经济工作中,进一步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在西北局高干会以前,许多同志,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没有深刻地了解经济建设工作乃是边区和平条件下的唯一的中心工作。有的同志甚至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持消极怀疑的态度,使工作受到了不少损失。直到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才使边区党对这个大问题有了一致的和自觉的认识。高干会要求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转变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方向上来。号召干部和党员大量地转入生产,普遍参加生产运动,扫除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极端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颁布租佃条例、贯彻减租减息、坚持农贷政策、优待移民难民、改造“二流子”、提倡劳动合作政策、奖励劳动英雄等,来贯彻执行高干会的决议,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发展生产的基本方针是公私合营,军民兼顾。发展生产的目的,首先是用以改善人民生活,其次是用以支持抗战的政府军队。总之,只有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才能把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整顿好,才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在进行“五整”的同时,还进行了“整关”,即整顿和协调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其中主要是党同军政民之间的关系和军队同政府及人民的关系。前一种关系,根据党中央和高干会议精神,已经在贯彻领导一元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为了解决军队同政府及人民之间的关系,分别开展了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政府及人民拥护军队的拥军运动。这一光荣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其意义重大深远。

  总之,在西北局高干会之后,整风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其特点是把整风与边区的党、政、军、民、财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与边区的中心工作——生产和教育相联系,改造了边区的各项工作,推动了边区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边区整风运动的成就与经验

  第一,经过整风运动,对边区的干部和党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尤其是西北局高干会和会后的整风运动,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决边区的实际斗争和工作问题,更有利于边区的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经过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和干部,不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很大的转变,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第二,整风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经过整风运动,促进了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首先,边区的政权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三制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党内外更加团结一致,简政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仅边区一级政府机构并了1/4,人员简了40%,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一切从人民的、抗战的利益出发和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促进了大生产运动。这方面的成绩就更为显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这里也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三,军政民之间的团结更加巩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家的团结友爱精神得以充分体现。

  总之,边区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边区的整风运动为延安整风运动增添了夺目的光彩。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