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束：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1943年秋，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9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延安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阶段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的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的深入总结，从一般经验上升到理论认识是提高党的高级干部执行正确路线自觉性的需要，也是整风的重要目的。党提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问题，也有较为有利的条件。

　　在整风运动继续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当时各国工人运动面临着内部和国际的复杂形势，在反法西斯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及历史条件，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以及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认为统一的国际组织指导各国革命没有必要，所以提议解散共产国际。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①2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2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②。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制，中共的领导机构和重大决策，都要由共产国际决定。共产国际有对各国革命指导的权力，从1925年3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的讲话中就可以明确地看出来，斯大林在会上讲话中指出：“至于共产国际的权力和它对各国党的事务的干预，我坚决不同意某些同志所主张的缩小这些权力的意见。……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和工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力，因而也否认它的干预权力，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③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作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常常不能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个因素，尽管在后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越来越少了。应该说，共产国际在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解散的决定，是有利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的。因此，这件事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1943年7月，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及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教育，用抗战以来直到眼前的种种具体实事加以说明。通过这场斗争和党内的政策教育，一些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共产党员提高了觉悟。在这些客观事实面前，经过对照比较，党员干部对王明所推行的右的错误以及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提出的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的错误观点看得就更清楚了。

　　全党在思想整风中，深刻认识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代表，他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是这一结合的结晶。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是党在整风学习的实践中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认识。刘少奇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重要观点，这些认识和观点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在会议的发言讨论中，与会者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在发言时讲道：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在对王明抗战以来错误的批评总结过程中，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一次讲话中把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概括为四条：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也进行了分析。周恩来在10月6日的发言中，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分析了党成立以来出现几次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和社会根源。他说，在这几次错误中，王明的教条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④。

　　毛泽东在10月13日的发言中，系统地回顾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毛泽东说：“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上“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他又讲道：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他强调，一定要学会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他说：“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他又说，经验主义者容易受教条主义者迷惑，教条主义者常常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蒙蔽人们⑤。毛泽东在9月初的一次发言曾谈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和博古的错误问题。针对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时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的做法，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制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⑥。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多次谈到党内批评的方法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⑦他讲团结问题时说，我们是要团结的，但办法是要大家觉悟起来，犯错误的、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团结。他在讲到党内斗争的方法时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⑧刘少奇在谈到党内斗争问题时指出，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⑨。

　　在会议期间，与会者认真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在会议讨论激烈时，也曾一度有些过火的倾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但不久即得到了纠正。经过九月会议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基本弄清。对于党的历史上一些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中央书记处1944年2月21日开会进行了讨论，统一了五个方面的认识：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与六届五中全会因有共产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其手续不完备；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组织结论必须力求宽大，即：“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必须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当时在打倒共同敌人问题上，党内是一致的，分歧点是如何打倒敌人。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中央书记处这次会议，实际上对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这些结论，使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周恩来于1944年3月初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了科学的评价。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了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他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⑩

　　毛泽东指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清算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路线错误。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11)毛泽东的讲话，为正确分析党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道：“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12)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在党的高级干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机成熟了。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党的文件，它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在《决议》修改稿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延安整风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作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一九二一年至现在(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五年奋斗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与行为不断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了一条同国内一切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并批判了一切错误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造成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13)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做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它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克服和战胜面临的种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也对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老干部是一次重新的教育和培训。对于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也是一场及时地深刻地思想、理论的教育和培训。整风运动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这就为夺取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伟大实践，它创造了从思想上和世界观方面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经验，它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4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58页。

　　④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2页。

　　⑤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⑥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9页。

　　⑦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2页。

　　⑧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⑨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1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12)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3)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70页。

　　延安整风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