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精神收获

　　白求恩来到中国的消息不胫而走。

　　汉口的国民党陆军医院的官员曾挽留他。他拒绝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前去联系，白求恩当即转交了加美共产党组织给中共中央的介绍信。很快，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办事处会见了白求恩一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欢迎他们帮助中国人民抗战，并向他们介绍了抗战形势和政策。会谈一直到深夜。当得知他们要去解放区的抗战前线后，周恩来立即指派专人办理去延安的手续，并护送他们前往。

　　1938年2月22日，白求恩一行离开武汉，乘火车经郑州、潼关、风陵渡，26日到达山西临汾。由于日军自北向南逼近临汾，铁路中断，敌机不断轰炸，他们在遇到八路军临汾兵站的接应同志之后，换乘骡车，向西南方向走。在日军的飞机轰炸、地面部队紧随的险境中，经过千辛万苦，于3月中旬抵达西安。

　　在西安，白求恩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相见。并在这里会见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

　　就在一些地方盛传白求恩被俘被杀的谣言时，白求恩于3月下旬乘卡车奔赴延安。

　　路上，白求恩根据他在加拿大时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译为《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红军在前进》中看到的，想像着延安的面貌，想像着毛泽东领导的这支军队。他将同怎样的人在一起工作呢?从临汾到西安的途中，他已发觉，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队伍，吃苦耐劳，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完全不同于他在汉口和郑州火车站看到的情形。他预感到这次中国之行，将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

　　1938年3月底，白求恩终于到达延安。在短短的几日内，他所见所闻证实了他的预感。

　　延安，三年以前还是世界地图上无法找到的一座人口不足几千人的小城。这里的那些不为外界所知的人们也还是一小支七零八落的队伍。可是现在，他们的话已经以一种智慧的力量传遍了全中国。“当外界还在不加理会，或者感到纳闷的时候，二十世纪最复杂的政治演变已经在这儿展开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境内出现了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所领导的自治区。”——这是泰德·阿兰后来对那时的延安所作的描绘。

　　白求恩到达延安当天，在城中心有一个代表团迎候他。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神情很快活的美国人，一见面就用力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他自我介绍是马海德大夫。白求恩曾听说他是几年前来中国的，换了姓名，跟中国人结了婚，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被聘为延安八路军的卫生顾问。这位马大夫，后来成为白求恩与国外联系的中介人。在他的陪同下，白求恩访问了一些军政机关。当时人们流露出来的对他的到来怀着期待的心情，使白求恩倍受感动。

　　所见所闻，使白求恩非常兴奋。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封建社会的种种景象——脏肮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襟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象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

　　“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

　　看到这样的城市：管理井然有序，充满生机和活力，令人振奋、鼓舞，尤其是改革过的良好的医疗制度，在白求恩一生中是为数不多的。类似的经历，只有在列宁格勒有过。

　　那是在1935年8月，白求恩去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他回到加拿大后，发表过一篇名为《访问“镜中国”观感》的讲演。在讲演中，他说到：“坦白地说，我不像其他几位那样去俄国是为了参加生理学大会。我此行有比这重要得多的原因。我主要是去看看俄国人，其次是去看看他们对于消灭传染病中最容易消灭的肺结核做了些什么。”他的结论是：“创造不是、从来也不是温文尔雅的姿态。它是粗鲁的、激烈的和猛烈的变革。但是对于那些相信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相信人类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创造神圣的命运的勇敢的心灵——对于这些人，俄国今天代表着从基督教改革运动以来世界上最令人振奋的壮观，代表着人类进化的、新生的和英雄的精神。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我们对人类的信念——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和最终的背叛。”

　　将这两次所见所闻联系起来，白求恩似乎明白了许多问题。作为一名加拿大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信仰的理解也更进了一步。在1938年9月13日的日记中，白求恩写到：对于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像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像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像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正是这种自觉的共同的努力和奋斗，才创造了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能使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到意气奋发，斗志昂扬。

　　白求恩在这种兴奋中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的时候，另一件使他更兴奋的事又来了。

　　他被邀去见毛泽东。

　　夜里十一点钟，他随八路军卫生部江部长和翻译，来到凤凰山麓的一间简陋的会客室。一见面，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亲切地笑着，用平静的眼光打量着他。

　　会谈开始后，白求恩得到了这样一个极其强烈的印象：这位共产党领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同时又能以犀利的政治言论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在他身上各个不同的方面浑然而成，因此他的思想和谈吐又极其平易近人。

　　毛泽东在谈话开始的时候，很谦和地问白求恩对西班牙的看法。虽然他起先只限于提出问题，可是不久就显出他对西班牙战争以及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动态的详尽知识。他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前线在医疗方面的需要。

　　会谈中白求恩提出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同意了他的建议。当毛泽东听白求恩说这种医疗队在前线能使百分之七十五的重伤员复原时，对此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他请白求恩立刻就去组织这样的医疗队。

　　会谈一直到深夜两点多。临别时毛泽东还是那样精神饱满和敏锐，当他把白求恩送到门口时，忽然又说：“关于你刚才所说的那类伤员——百分之七十五，是表示能救活的伤员的实际比例吗?”“至少如此”白求恩答道。毛泽东用力握了握他的手，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会谈完后，白求恩回到他的窑洞，他难以入眠。在兴奋中，他详细地记下了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形。当他从膝益上放下打字机，收拾起日记时，天已蒙蒙发亮了。

　　这次见面，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他对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残存的那篇日记里，他写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住延安的那些天，白求恩视察了中央医院诊治伤员，为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工学院、东北干部训练团学员作了报告。

　　从延安，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士兵、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白求恩见到过的人身上，白求恩看到了一种巨大的力量，那就是这个穷山沟里时刻焕发出的那种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甘于牺牲和奉献的特有精神。白求恩体会到了这一切，同时也被这一切感染了，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这一点，白求恩生前的同事温德尔·麦克劳德给予了证实。他曾参加过白求恩发起的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的活动，是《白求恩在蒙特利尔》一书的作者之一。在1979年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之际，他写了一篇名为《追念和思考》的纪念文章。在该文中他说：“在中国人民最需要他运用他卓绝的才智来为他们服务的时刻，他选择了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道路。中国人民在延安精神的指引下，于抗击侵略者的同时开始重新建设社会。也正是在延安精神的照耀下，这朵加拿大的奇葩遂得以勃然而作。”可以说，到延安之后，他开始受到八路军官兵的熏陶。随着战争的变化，他对这些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了解，他所受到的鼓舞也越来越大。

　　在1938年8月21日给加拿大友人的一封信中，白求恩对他身边的中国战士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们把我当作国王般的同志，给予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难以想像的礼遇。我能与这些同志相处和一起工作，真是莫大幸福。……这里能找到人们称为共产主义领导阶层的同志——布尔什维克。沉着、稳重、英明、有耐心；具有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精神；温雅而又无情；爱憎兼有，大公无私，意志坚定；忿恨时绝不宽赦，而仁家的胸襟却又坦荡得足以容纳下整个世界。”无疑，他在赞颂这些人的同时，也受到了他们的感化和教育。在1938年9月15日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他对与会的边区政府代表和群众二千多人说：“我从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益。你们教给了我忘我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我感谢你们给我这些教益。”难怪他在给聂荣臻的“遗嘱”中称，在与八路军战士生活的两年是他“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在延安精神的发祥地，白求恩的灵魂得以净化，同时在他有生之年也使这种精神发扬广大。他的业绩本身就是延安精神的宝贵财富。

　　白求恩在延安的另一大收获是，从这里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

　　他踏上中国的国土只不过数月时间。到住进延安为止，从未正式参加前线的战斗。但他的经历也算丰富多彩了。他到过中国政治风云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地方：香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社会的见证；汉口——中国的最大政治集团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延安——红色革命的圣地。在山西临汾途中，赶上了日军空中轰炸，在黄河岸边，遇见了气焰嚣张的日军正规部队。见过国民党的下层官兵，也先后拜会了共产党的三位最著名的领袖人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当他将最后在延安所看到的一切，与以前的经历作了一番对比之后，就产生了上面那些全新的认识。他强烈地感到，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延安，在这里的这些人们身上。

　　白求恩希望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在他倾听了这支队伍的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们的形势分析，阅读了他们的著名著作之后，他确信了毛泽东的判断；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在1939年8月13日从晋察冀军区给他的美国朋友约翰·巴恩韦尔的信中，白求恩表明了他的这一看法：“日本人宣称他们‘控制’了这个地区，这种断言纯属荒诞。与此相反，他们所控制者，仅为该地区的大城镇。全区有二十二座城市，都在他们控制之下。一百个大镇中，他们占有七十五个；而两万个农村却全在他们治外。‘控制’一个城市有如‘骑虎’，‘跨’上这头斑斓巨兽的驭手，既踌躇满志，却更胆战心惊；一旦疏于防备，后果不堪设想。日本人扶植的傀儡政府，在城市里似尚能勉行其事，但在农村却一筹莫展。……我认为日本人绝不能征服中国，这是力所不及的，他们没有足够的军队。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人民对侵略者恨之入骨。即便在目前，日本军队也只能起到警察作用。……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正要它持久下去”。写这封信时，他从翻译董越千那里刚刚读过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片断，这些分析说明他准确领会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种坚定的信念下，他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中去了。

　　在这里，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更高的思想境界在于，在他看来，“西班牙和中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因此，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正像他为西班牙人民所做的一切一样，是为了“自由和世界的未来”。

　　现在，他到了中国，看到了为这一目的而奋斗的人民，他将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未来的新中国。在“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的那次讲话中，他公开表达了这一愿望：“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光荣的斗争的中国。……我被派来作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在三万里以外地球那一边和你们一样的人要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界能把我们分开。日本和战争贩子们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们正在阻碍人类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运动。正因为加拿大、美国和的英国的工人以及抱着同情的自由主义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帮助中国来保卫这个美丽可爱的国家。

　　……

　　“在结束我的话以前，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敬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那个新中国，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了。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个和平和繁荣的无产者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它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必然的，它自己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我们这些对于未来，对于人类，以及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伟大命运具有信心的人们。唯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必然的。……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他们为之牺牲的自由的中国。……无论在斗争中或牺牲中，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思想。……那样，我们就可确信，即使我们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像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抗日战争能够胜利，新的民主共和国将在他所见到的这些人手中诞生，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能为他们做点贡献自然是“无上的光荣”。

　　他能够给中国人民最好的礼物，就是用所掌握的医疗技术救护在战场上受伤的战士。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月多。这期间，他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也从西安运来了，还来了一位技术熟练、会说中国话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郎。白求恩做好了去前线组织战地医疗队的各项准备。

　　1938年5月1日，在节日的欢庆气氛里，白求恩肩负他的使命向设在山西省五台县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进发了。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