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领导群众”的王丕年

　　王丕年(1915—2013)，1915年4月17日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王台村的一户贫苦佃农家庭。1935年参加革命，同年秋，担任延安县团县委少队部部长；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被任命为延安县团县委书记，1937年任县青救会主任。1938年，被任命为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1月，王丕年被西北局抽调到中央党校学习。1940年3月，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任命为中共延安县县委书记。1943年3月，在西北局召开的生产表彰大会上，被西北局授予“模范县委书记”的称号，并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荣获毛泽东亲自题写的“善于领导群众”的锦旗一面。在生产表彰大会召开期问，毛泽东在西北局办公室的窑洞里接见了延安县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勉励他们有了成绩不要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克服官僚主义。1945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出席党的七大。抗战结束后，作为优秀干部被抽调到东北根据地工作，历任平泉、宁城县县委书记，热中地委委员等职。1947年来，担任松江省民运部副部长；1948年下半年，担任鞍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松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人事厅厅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人事局周长，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2013年3月，在哈尔滨逝世。

　　王丕年是一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1940年初，边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延安县县委书记时，正值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时期，物资输入困难。同时，陕甘宁边区又是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但还要保障中央机关的供给，压在王丕年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延安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作为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所在地，组织上让王丕年担任县委书记，是对他的信任。他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身体力行，带领全县干部和人民投入到火热的生产和建设运动中，成为一名优秀的县委书记，延安县也成为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模范县。在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的基础上，保证了中共中央和边区系统的物资供给，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的交口称赞，这是建立在王丕年本人及其所领导下的县委、县政府干部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善于领导群众的工作方法基础上的。纵观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不仅要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还要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为了了解延安县的实际情况，王丕年上任伊始就开始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局势并不稳定，正处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集团对边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处于困难局面，而延安县担负着为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学校提供物资供给的重任，责任重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丕年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延安县县委书记。

　　他来到县委报到，布置完例行工作后，立即背着行李深入农村进行实际调查研究。他首先来到川口区刘庄村，在老乡家吃饭时，吃的是小米粥，老乡抱歉地对他说：“王书记，不是俺们不想给你做干粮，家里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在与群众的闲聊中，还有老乡对他说：“王书记，现在共产党的经是好经，就是被歪嘴和尚给你念歪歪了。”这使王丕年很是震惊，为什么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的陕北人民会产生如此大的意见呢?这说明党和政府的干部在作风上存在问题，造成于群关系不和谐，他决心调查清楚其中的原因。于是，他白天和群众一起从事生产劳动，晚上挨家挨户地走访群众。由于他的态度平易近人，群众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他们说：“王书记，现在公粮任务太重了，我们打下的粮食一半要交救国公粮，所剩的粮食就不够维持生活的了，加上其他负担，实在是出不起呀!”更重要的是，王丕年在与群众交谈中还了解到，有些基层干部不善于做群众工作，遇到群众有意见时，不是耐心地做宣传解释工作，而是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引起群众的不满。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王丕年了解了实际情况。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地向上级汇报了群众目前的实际困难和群众中存在的意见要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接着他又召开了全县干部会议，研究发展生产、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办法。他对大家说，目前群众有困难，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深入到群众中去，全体干部只有深入群众中去，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帮助群众切实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才能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才能保证党中央的生活供给。同时，他在干部会议上特别强调了改进干部作风问题。他说，目前群众生活、生产有困难，更需要各级干部注意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改进作风，做好群众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会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分头到各区乡了解情况，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粮食征购政策。通过这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化解了群众的不满情绪，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在贯彻落实上级指示和决定方商，王丕年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结合指示和决定的精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基层制订计划和具体办法。1942下半年西北局高干会后，王丕年并“不是只把高干会的决定照说一遍，而是根据高干会的精神，来检讨全县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完成本年的生产计划，主要是将生产计划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党的支部和小组中去，唤起广大农村群众来为实现自己的生产计划而奋斗”。为了贯彻高干会精神，王丕年在旧历年前到川口区第六乡进行调查研究，与支部书记、乡长、副乡长及多名活动分子进行座谈交流，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该乡下一年的生产计划，明确规定了扩大生产的数字及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这些计划和国标的制定，并不是建立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深入了解实际的基础上，具有可行性。

　　王丕年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带动了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1943年3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王丕年为领导春耕，深入丰富、牡丹、蟠龙、青化四个区进行调查研究的报道。在丰富区，他着重研究了黑窑沟小组团结群众、领导生产的经验，组织起两个变工队。并指导了黑窑沟和王恩河的生产竞赛，推动了积极生产的党员和生产不积极的党员竞赛。特别是在漫谈中，发现了乡村夏征中干部劳动力的浪费，并初步提出了改正意见。调查研究的精细，使农村干部和党员惊讶，区委书记曼春和同志亲切地说：“过去的冗繁领导，吃不开了，现在要转到实际领导!”在牡丹区，他研究了女劳动英雄钟兰花给刘家坪一位最典型的“二流子”订的计划，并研究了“二流子”公约，发起“二流子”进行生产竞赛。在青化砭，他帮助订立了村民公约。这次深入基层进行的调查研究，“更加启发了农民的生产情绪，给区乡干部做了‘怎样具体领导春耕’的榜样，使某些干部残存着的‘老一套作风’，开始有了转变”。

　　王丕年的工作是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所以，他善于发现存在的问题。在当时的延安，各区乡还存在有原来社会遗留下来的神汉、巫婆、阴阳先生、暗娼、小偷、懒汉等，他们或抽鸦片，或赌博，或者是偷鸡摸狗、游手好闲，这部分人被称之为“二流子”。在担任延安县县委书记不久，他了解到蟠龙区某乡有巫婆神汉装神弄鬼吓唬群众，造成封建迷信活动泛滥，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王丕年深深感到要让群众安居乐业，就必须改造好这部分人，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改造这部分人，他深入全县调查研究“二流子”的现状、历史和他们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撰写了一篇《谈农村二流子》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关于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他在文章中说：“改造二流子，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人性的改造过程。旧社会留给我们的这些渣滓，我们一定要改造他，使他参加到生产中去，这样不仅增加了生产战线上的力量，而且也减少了农村中的坏人坏事，巩固了革命的社会秩序。”紧接着全县专门召开了改造“二流子”的工作会议，随后，这项群众性的改造“二流子”工作在全县展开，“把改造二流子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使‘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变成了实际行动的口号”。各区乡把宣传教育、制订生产计划和强制劳动三项措施结合起来，除特殊情况外，各区乡的“二流子”都参加了生产劳动。有一次，王丕年到碾庄乡检查工作时，遇到一位原来有名的“二流子”正在开荒，他见到王丕年忙说：“王书记，今年我开了12亩荒地，还参加了修路劳动。”王丕年表扬了他并鼓励了他一番，他向王丕年保证说：第一，我要做个好公民；第二，我一定好好劳动；第三，我一定要把“二流子”这顶帽子摘下来。牡丹区四乡的曹玉成，过去是个“二流子”，好吃懒做，不种地，不砍柴，不论春夏秋冬，都披着一件捉襟见肘的烂棉袄，但每天都要吃上二钱洋烟，老婆孩子在饥寒交迫中啼哭着。在改造“二流子”运动中，曹玉成完全转变过来，不仅自己积极生产，成为劳动英雄，担任了四乡的生产主任，而且还积极督促改造“二流子”工作，帮助他们制订生产计划，并积极进行检查。刘拐、阎风和两人在他的督促下，1942年每人种了8垧地。

　　由于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把党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落实到实处，王丕年才能够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他一人向党中央、西北局的报告和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有关调查研究的文章就达34篇之多。

　　二、善于抓中心工作，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抓住经济工作这个“牛鼻子”是一切工作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从1940年起，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就延安县来说，全县当时有3万多人口，但劳动力只有1万多一点，靠分散的一家一户方式耕种几垧薄地，粮食生产很难有大的提高，王丕年对这一点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措施，主要是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把原来在农村中流行的扎工队、变工队等劳动组织形式恢复起来，提高生产效率，并根据本县存在大量荒地的实际，开荒生产，才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让群众看到这样做的好处，1940年春，王丕年在开完全县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后，来到川口区六乡，动员和组织群众利用扎工、变工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搞好春耕生产。在王家沟村，他组织了一个14人的变工队，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这几家的地就全部种上了。群众看到了参加变工队的好处，纷纷仿效，先后组织起4个变工队。在这些变工队的示范作用下，全区各乡很快普遍组织起了规模不等的扎工队、变工队，全区的春耕进行得又快又好，带动了其他地方变工队的成立和群众参加变工队的热情。许多群众表示，不仅春耕大家在一起干，以后还要继续合伙干。

　　发展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开荒增加生产量。延安当时人少地多，有许多荒滩、荒坡可以开垦，增加粮食产量的潜力很大。1941年初，在王丕年的主持下，延安县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开荒问题，制定了开荒10万亩的计划。但在当时延安人口稀少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王丕年在会上指出，实现开荒10万亩的计划虽然很艰巨，但这个计划实现后，我们不仅可以做到“耕一余一”，还可能做到“耕一余二”、“耕一余三”。春节过后，县委的工作人员就深入基层，分头到各区乡组织扎工队、变工队，开始开荒。王丕年则亲自到柳林区五乡蹲点，带领7户农民共12个人苦干了两个月，开荒100垧。在县委的组织和领导下，调动起了全县人民的积极性，开荒面积不断扩大。同时，为了增加开荒以扩大耕地面积，单纯依靠延安本地人口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从1940年起，延安县提出每年安置移民1万人、开荒7万亩的计划。为了吸引移民，延安县制定了移民安置的三大政策：凡持有移民证的移民，政府帮助解决土地、住房、口粮、农具、种子等问题；移民开荒三年不出租；三年内不负担公粮。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大批移民来到延安安家落户。为了保证安置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带头帮助移民，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从1941年到1943年间，延安县共安置移民3万余人。移民的加入增加了开荒的力最，仅1941年到1942年两年间，延安县共开荒40万亩，不但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绝大多数农户还做到了耕一余二。

　　除了带领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外，王丕年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开展多种经营，搞合作社经济，延安县创办的南区合作社成为全县乃至全边区的典范。南区合作社虽然于1935年末已经成立，但当时由于环境、股金、交通、货源等原因开办不久就破产了，后来又再次开办起来。到王丕年担任县委书记时，南区合作社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但还存在许多制约合作社发展的因素。从思想观念方面说，群众对合作社的了解不够，他们以为合作社是“官办”机构，有些干部对合作社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清；从资金方面说，存在资金不足、经营范围有限的问题，只能做些小本生意，制约着合作社在流通领域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发挥。为此，王丕年多次带领县委一班人到南区合作社现场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来说，决定采取动员群众入股的办法，依靠群众扩大资金来源。通过广泛宣传合作社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及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作用，调动了群众入股的积极性，使南区合作社的股金从1.2万元增加到4.5万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有了比较雄厚的资金支持，合作社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供应群众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群众的农副产品。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除经营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外，还开办了旅店、纺织厂、农具厂，组织了运盐队，开创了边区最早的集生产、供销、运输一条龙的企业模式。合作社在解决军需民用问题的同时，还起到了平抑市场、稳定物价的作用，而且，群众入股分红，增加了群众收入，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南区合作社的发展成为延安县发展多种经营的一个缩影。1943年2月的《解放日报》对此所作的报道是：“南区合作社冲破成规，与群众密切联系，建成了新型的模范合作社。至去年七月止，拥有社员1112户，股金200万元，现有资财值500万元，工作方式活泼，经营获利得法，能为群众解决问题，亦能帮助政府工作，确尽了联系公私经济的任务。”

　　由于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延安县群众财富的增长速度是全边区第一位，财政负担能力也占全边区的第一位。延安县在抓经济工作方面的经验引起了党和边区政府的注意。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全文引入了延安县关于开荒、移民参加生产、“二流子”改造问题的调查报告，并表扬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毛泽东对于王丕年等人所作的调查报告，给予高度认可。他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一个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困难的极重要问题上获得一个明确的观点，特将延安县同志关于他们如何解决开荒问题、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与如何解决二流子问题的报告，记载于此，以供众观览。”

　　三、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如王丕年所说：“当县委书记，老百姓的吃穿住行都要挂记在心上，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关键的就是要懂得群众的感情和需要。”他不是只对上级负责，更重要的是他心中装着群众，对群众的利益负责。他始终把群众的衣食住行放在心上，拿在手飘，落实在实际行动上，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1943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其中说道：“以延安县论，那里的领导同志数年如一日的提倡了经济建设而延安群众财富增长的速率站在全边区各县的第一位，财富负担能力也占全边区的第一位。”该报在“授奖单位主要成绩介绍”中，对延安县委和县政府的介绍是：“一、五年来(1938—1942)共安置难民38000人。二、积极组织开荒，组织劳动力(如扎工、变工、集体工、强迫二流子生产等)，五年来开荒34万余亩，超过原有熟地数。三、领导了南区合作社及其他各区合作社，今年全县合作社扩大股金数占全边区合作社扩大数之半。四、1937年有羊8000头，现有羊6万头。五、1941年首先运盐，去年8000驮运盐任务亦能较早完成。六、机关生产办法好，有成绩。”由此可以看出，以王丕年为首的延安县委在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在实际工作中，他时刻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指出：“党员和干部中，必须肃清对生产漠不关心的现象。共产党是替人民办事的，改善人民的生活是共产党必须担负起来的责任。”这在1941年延安县的公粮征收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县人民的努力下，1941年延安县的农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边区政府下达给延安县的粮食征购任务也比上一年多。但在秋季公粮征收工作刚开始时，有些党员干部产生畏难情绪，担心公粮完成后，影响群众生活。王丕年在下乡调研中，听到河庄区有个别干部和一些群众说：“今年公粮征收后，明年连米汤也喝不上了。”王丕年认为县委书记既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关心群众利益，对群众负责，两者不可偏废。于是他亲自到河庄区的几个村进行调查研究，以便搞清楚完成公粮任务后是否会影响群众生活。河庄区的几个村共有245户1212口人，谢家沟王福堂家有6口人，共收粮45石，应交公粮12石，经过动员，他家自动多交了8石，剩余25石；石瑶村张树才家共有8口人，两个劳动力，属于比较困难的家庭，共收粮24石，按政策规定应交公粮6石，但他自愿多交了5石。像这种自愿多交公粮的情况还有很多。但征收公粮并不是只根据各户的实际收成，而是根据各户的不同情况。如石瑶村李应付一家有5口人，劳动力一人，收获粗粮8石1斗，折合成小米为4石8斗6，人均9斗4，按规定可征收公粮5斗，但因为他家是新来到边区的难民，仅征收了1斗。在给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中，王丕年给群众算了一笔账，河庄区本年共收获粮食4000石，按六成折合成细米为2400石，这次征收公粮为664石，只占全部收获量的27%。通过实际调查研究，他了解到完成公粮任务后，并不会太影响群众的生活，并且，“这次征粮是在群众中经过了两三次以上的讨论，讨论中间因为收获量的包藏与分配的不平，发生了许多收获财富对比的斗争。同时每户要征粮数是经过乡参议会征粮委员会共同审查确定，交付全乡家长大会讨论征收的，所以是做到了公平合理”。由于了解了实际情况，并从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他在写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1941年延安县公粮任务比以往有所增加，农民负担多了一些，但是救国公粮征收以后，并不会像有的人讲的会影响群众生活影响。农民在公粮征收以后，还有剩余粮，不但可以维持生活，生产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群众身边的先进人物具有与群众密切接触和联系的优势，更易于成为群众的榜样和力量，善于发现群众中的模范群体和人物，并予以表扬和奖励，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是党的群众工作开展的基本方法，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优势。延安县委重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安置移民工作中，延安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起到带头作用，能力强的党员帮助四五户移民，能力弱的帮助一二户，此外，党员还要帮助移民制订生产计划，有效地推进了移民工作的开展。

　　在其他各项实际工作中，以王丕年为首的延安县委同样重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如丰富区黑窑沟村的党小组，被延安县委评为模范党小组，就是王丕年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丰富区黑窑沟村党小组“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真正地能够把党的每个政策，在黑窑沟贯彻实现”。党小组开会讨论的都是与群众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如1942年自动召开的10多次小组会，讨论的问题涉及妇女参加生产、扎工、变工、调解家庭纠纷等等。“每个党员，都曾从各方面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努力生产。”还有，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县发现总结树立了以优秀共产党员申长林、杨步浩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典型人物为模范，开展了向这些模范人物学习的活动，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热情。《解放日报》曾登载1943年春耕时节，王丕年深入延安县北部的牡丹、蟠龙等四个区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报道，其中，“在蟠龙区，访问了申长林，检查了生产计划的执行程度，并召集党员群众，号召向申长林学习”。这些模范人物不但成为延安县的典型，还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典型，对于鼓舞和调动边区群众的生产热情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经专门为劳动模范杨步浩代耕代交公粮一事写信给延安县，信中说：“杨步浩的粮食我收到了，希望你们多关心帮助他们搞好生产这件事。”

　　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干部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1942年牡丹区267名党员中，有238名做了生产计划，给群众很大的推动作用。1942年，河庄区二乡党员贺悛成自觉拿出杂粮7.5斗帮助3户移难民，增开荒地6亩。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打好下一年生产的基础，1942年旧历年前，王丕年到川口区第六乡，帮助制订了该乡1943年的生产计划。王丕年号召全县各乡都要订出自己的生产计划，他强调指出：要完成所制订的生产计划，主要是将生产计划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党支部和小组中去，党支部与党员应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全县52个乡，如果每个支部都能够把本乡的生产计划完成，这就是完成全县计划的最好保证。“乡的、村的、农户的生产计划是否能够实现，应当是鉴别各支部各小组和每个党员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为了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在宣传动员工作中，“开支干会、活动分子会及小组会，讨论今年生产意义和本乡生产计划，造成全乡生产热潮”，“党员和干部在群众中进行个别谈话、解释”；在组织保证方面，“党员每人领导若干家难民，负责督促保证这几家计划的完成”，“党的小组会以讨论生产问题检查生产工作为主，每7天检查组长及村长1次”。而且，为了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还制定了党员起到模范作用的标准：“甲、提倡早起，鸡鸣起身；乙、党员保证自己生产计划完成，生产不如群众的要受批评；丙、全体党员参加变工扎工，每个小组扎一个工；丁、党员吸洋烟赌博的如教育不改，要受政府和党严重处分；戊、党员都要动员自己老婆参加生产；己、中农以上的党员都要帮助移民难民调剂粮食，解决窑房，找职业等。”川口区六乡好义沟村党员在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该村共有党员16名，编为3个小组，组织干事高金富和分支书高守汝住在本村。为了搞好1943年的春耕，召开了党小组会，制订了生产计划。为了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组织起了由党员高金富、高和尚等领导的三个变工队，吸收移难民参加，计划使他们的耕地从三四垧增加到五六垧；由高金富和高守汝担任总领导，每10天左右召开一次小组会，由小组长每5天对组员检查一次生产情况；对每个党员规定了帮助群众的具体对象，能力强的党员帮助四五户群众搞生产，能力弱的帮助一二户；高金富鼓励全村移难民变工开荒，并带头帮助吃粮有困难的移难民群众3.6石粮食，顺利地成立了三个变工队。在党员的领导和带动下，由于有一系列的措施作保障，春耕计划大都完成并超过了原计划。

　　南区合作社能够开办成全区合作社的典型，也是与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分不开的。据1943年6月的《解放日报》报道，南区合作社运输队能够超额完成驮运盐任务，取得很大的成绩，“首先是党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县委共抽派了20个优秀的党员干部，参加这个运输合作事业，其中有两个原来是区长，一个是区委书记，还有一个组织科科长，现在运输队的总支书就是这位组织科科长朱继荣同志。他从党的观点上，解决许多重要问题。当每个运输队回来的时候，即进行汇报检查，并讨论工作，看路上是否发生了问题，以及研究如何使得整个工作做得更好些，特别注意是否有违法，及不忠于职务的事件发生。在这些方面，党员要积极影响并提高群众，必须成为纪律的、行为的、工作的、生活的模范”。

　　每年的公粮征收工作是各级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党员干部在公粮征收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可以推动该项工作更快、更好地进行。如在1942年的夏征中，“延安县乌阳等区各乡的夏收，在大体上布置了各村的数目以后，政府和支部就分头下去调查，支部干事召开了小组会，研究讨论党员和小组周围群众的情况，政府委员召开了村民会，进行调查。党政干部把得到的材料，拿到党团会上一对，支部的调查比较准确。然后就把这个调查数目提交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在征收时，也是支部领导到党的小组去，号召党员实报先交，党员推动自己影响下的群众实报快交。政府干部就直接号召群众，督促群众，这样，党员打先锋，群众跟着来，任务就很快地完成了。一位乡长高兴地说：‘这办法真好，比原先强十倍呀!’像这样领导方式已经转变了的地区，不仅任务能够完成，而且各系统的经常工作也能进行，党的领导力量得到了发挥。”

　　综上所述，从王丕年的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出，他所做的都是日常工作中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又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关系党群干群关系的大事。正是在这些小事上，王丕年发现了问题，并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具体运用和表现，王丕年及其领导下的县委、县政府正是遵循了“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他与“全县干部及全县人民结合在一起，善于调查研究党里面的及人民里面一切重要问题，并善于领导党员与人民去解决这些问题”，他是“真正掌握了党的政策，懂得人民的情绪与要求，毫无官僚主义作风”。王丕年常说：“我们党在延安培养起来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不能丢，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在今天党中央大力号召践行群众路线的新形势下，对于从事群众工作的干部来说，群众事情无小事，只有深入实际了解群众疾苦，只有事事关心群众利益，处处维护群众利益，才能真正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实处，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徐建国

　　参考文献：

　　[1]《解放日报》1943年。

　　[2]《延水东流——王丕年同志革命回忆录》，1997年印，内部发行。

　　[3]王丕年口述，杨松整理：《“善于领导群众”的县委书记》，末刊稿。

　　联系群众的楷模——毛泽东题词表彰的22位生产英雄/陈燕楠主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