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读党史】巨济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史料来源

　　本文节选自《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开的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作者张泽石，1929年生，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7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学运、农运及敌后武装斗争，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180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第五次战役中受伤被俘，先后关押于韩国水原战俘收容所、釜山和巨济岛战俘营，担任回国志愿军战俘总翻译、总代表，曾被囚禁在美军“最高监狱”和“战犯战俘营”，1953年9月作为最后一批交换战俘归国。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1989)《战俘手记》(1994)《我的朝鲜战争》(2000)等作品，及译著《金枝》。2010年底，张泽石先生以“忠诚于祖国”“忠诚于战友”被推荐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50候选人之一。

录制人：任守娟

　　我们回来时，吴孝忠已向值勤的伪军交涉好，用几条军毯换几大瓶红药水和奎宁丸来“治病”，伪军答应于明天凌晨送来。赵明智也已经和钟骏骅等几位难友，把美军军用防雨布变成了一幅白绸子。他们先把雨布放在炉子上烤热，再用铁丝、帆布使劲一点点擦去橡胶，变戏法似的将雨布变成白色的尼龙绸。

　　4月7日，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浓雾从海上爬出来笼罩着巨济岛。“71”和“72”表面上都极为安静，上午10点钟美军的广播车又开来广播“公告”，“72”又是一片喊叫声和敲打饭盆的嘈杂声，接着广播车又开走了。

　　我们估计当天下午可能开始甄别审查，便加紧制作国旗。雨开始下起来，公路上出现了装甲车的隆隆声。为了防止美军闯进来，我们增派了室外监视哨。在屋里，白绸子被赵明智用红药水染红，还有一块则用奎宁水溶液染成鲜黄色。几位难友趴在地上根据回忆画着五个星星的大小与位置，然后用小锯片磨成的小刀裁剪出五个五角星来，又用浆糊粘在了红旗上。

　　有人说：“应该用针缝上才不怕风吹掉呢！”于是，赵明智又拿出他自制的针线。这时，军官队的战友们几乎都过来了，都想看看这面亲爱的五星红旗，都想去缝上一针。赵政委建议大家排好队轮流上去缝一针。旗子被摆在房子中间，大家肃静地等着开始。凄风苦雨在室外呼啸着，仅有的一盏灯摇曳着，照着这群面容憔悴苍白但意志弥坚的中华儿女。

　　赵政委第一个走上去，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有人带头唱起了国歌。政委艰难地站起来又跪下去，捧起一只旗角亲吻起来。在低低的国歌声中我听见了哽咽声，我自己忍不住流出了热泪。

　　难友们一个个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景仰，对祖国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前去跪着缝旗，吻旗，呜咽声更大了，歌声、哭声和着风雨声一起飘向远方。

　　啊，祖国，你听得见我们在地狱里的呼唤吗？

　　那天下午没有美军来巡查，我们松了一口气。当天夜里，曾德全等几位比较有力气的战友在风雨掩盖下悄悄地在操场上挖着埋旗杆用的深坑。地面极硬，又无工具，实在难挖，随即改成将三个空汽油桶紧靠一起，在桶里装进石块、土块，在三个桶的空隙中将立起旗杆。岗楼上的探照灯几次穿过雨帘照过来，他们急速趴在泥水里不动，回屋时巳成了泥人，大家赶忙为他们擦身换衣。军官队的战友则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绑成一根长达十余米的旗杆，这一夜大家几乎没有合眼。

　　1952年4月8日凌晨，雨逐渐停了，“71”地下党支部决定，天一亮就升起巨济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钟骏骅、何平谷被指定去升旗。天刚亮，先是军官队10名战友抬起系好绳子的旗杆冲出去把旗杆在三个汽油桶之间立起来又迅速填进砂石固定好。钟骏骅、何平谷又冲出去站在汽油桶上把旗子在绳上系好，等着升旗。

　　岗楼上的美军好像睡着了没有动静，值岗的韩国军人在外面还傻瞪着眼。全体战友迅速集合到旗杆下，军官队副大队长骆星一站上土坡指挥大家齐唱国歌。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慢慢地升上了杆顶，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岗楼上的美军像是刚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喊起来：“降下旗子，你们这些混蛋！快降下，否则我要开枪了。”

　　在公路值岗的韩国军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吴孝忠走上去用日语向那些南韩军人说：“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自己的国旗。”

　　一位韩国军人看了看岗楼上正在用机枪瞄准国旗的美军，蛮横地嚷着：“不行，你们再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孝忠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岗楼上的机枪响了，国旗上洞穿了一串机枪眼。韩国军人也扣动扳机，吴孝忠捂着肚子倒下去！任贵全、孙长青战友也倒在了血泊中！

　　难友们愤怒了，一些难友跑去护理伤员，许多人在地上寻找石头准备反击。

　　营长马兴旺振臂高呼：“大家不要动，共产党员站到前面去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拉起手围起一道人墙，《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更加响亮，敌人似乎被自己的枪声吓住了，暂时沉寂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