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智慧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根有魂，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有着其独特的内在文化根基、时代价值，彰显了中国政党制度的民族性特征，体现着中国创造和中国智慧，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和而不同：体现“和合”精神的政党关系与体制

中国的“多元一体”文化，体现的基本精神就是“和合”。无论是儒家“礼之用，和为贵”，还是法家“和乃生，不和不生”，抑或道家“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及墨家“兼相爱，交相利”，都表述了“和合”文化的思想内涵。但“和合”不是调和，而是“和而不同”，强调对立统一，强调事物多样性之间的兼容并蓄、融合与共存。《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经孔子及历代学者和思想家的完善，“和而不同”的内涵不断发展和丰富，强调事物多样性之间的结合、共存，并广泛运用到社会实践中，积淀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深厚政治文化土壤。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切政治制度源于特定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化传统的自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传承了这种“和合”文化观，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既有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长期共存、平等合作、民主协商的“和”，又有作为在法律面前平等独立的各政党互相监督的“不同”，求大同、存小异。拥有共同准则、共同纲领、共同目标，共产党在各政党中处于领导地位，各参政党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既体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一致性，又关注各方面、各阶层群众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蕴涵着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精髓。

执两用中：契合中庸之道的政党运行模式与机制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中庸、崇贤德、贵合一、恶党争的民族文化心态。“中庸”即“用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认为，如果能做到中与和，便能生机勃勃。可见，中庸之道就是在过与不及之间选择“中”，但并非绝对的中间点，而是“时中”，涵盖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等思想。

政党制度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主要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种形式，而从已有的运行情况来看，三种形式要么“过”要么“不及”，中国历史上民国初年完全仿效西方政党制度的昙花一现便是其中一例。1949年后，中国既否定了西方的多党制，也没有采用苏联的一党制，而是保留了民主党派，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一党制和多党制为“两端”，把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结合起来，形成“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运行模式，既避免缺少民主监督机制、不能集思广益的一党制弊端，又杜绝两党或多党的恶性竞争与相互攻讦，趋向于和谐、协调、适度的“时中”理想状态。

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

源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春秋·谷梁传》“民者，君之本也”的“民本”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中，内涵不断发展和丰富。周以降，统治者从殷商灭亡中总结了“敬德”方能“保民”，奠定了中国发展民本思想的底色。从先秦孔子对“仁”的诠释，到汉代崇尚“安民”“保民”之策、唐朝统治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认识、宋代否定“君权神授”，再到近代谭嗣同“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虽都承认人民的力量和作用，使民本思想逐渐进步，但实质都是建立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情怀取代了“立君为民”的“家天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它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也体现在政党制度的体制机制之中。它拓宽了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证了不同阶层利益表达和政治诉求以及人民的参与、表达和监督等多项权利。新型政党制度所体现的“以人为本”，传承创新了传统民本思想，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升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今天，“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已逐渐成为中国的社会共识。

新型政党制度厚植于中国土壤、体现着中国文化精髓，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既体现了民主本质，又彰显了富有时代特点的民本理念。“和而不同”的政党体制与关系、“交相利”的政党关系以及中庸之道的运行机制与模式，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和合共赢、“时中”的政治文化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