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圆满闭幕。论坛的成功举行，使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和诉求，在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指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这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和理念，提倡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谈到，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新型国际秩序的包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21世纪世界发展中各种新要素的思考，本着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哲学和历史命题的担当，从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角度，针对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变迁提出的愿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其主要保障因素是国际秩序的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挑战的增多和国际行为体日趋多元化，现行国际秩序无法有效应对各种问题，安全失序和发展失衡的风险越来越大，全球治理呼唤改革与创新。

　　中国所认可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联合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主导设计的，体现了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西方发达国家在培育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国际秩序是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规则框架，尤其是强调对世界的金融、贸易和发展等问题在公认的规则基础上进行治理。

　　然而，这个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并非西方集团所推崇的“世界秩序”的全部。美国赢得冷战胜利后，从西方集团的领导者转身，自诩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是西方秩序的延伸，虽然它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有重叠，但也有明显不同：它在安全上以军事同盟体系为支柱，将军事同盟体系成员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同盟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在政治上则谋求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模式改造非西方成员。在这种宗教般的“使命感”推动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时一次又一次犯下错误，所引起的动荡贻害多方。美国对联合国也是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弃置一边。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接受了发达国家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并投入其中，也就基本接受了传统的世界贸易和金融规则，并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但中国在安全利益上受到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排斥，在价值观念上被视为“异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对中国并不包容。对于西方国家所推动的政治和安全的全球化，中国保持了警惕和防范，努力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近些年，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具备影响和推动现行秩序规则变革的能力，开始关注全球均衡发展等问题，关注国际社会对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合理需求。一些国家因此把中国看作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国际秩序的演进总是起伏不断的，好的国际秩序应能包容所有成员方的利益。目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虽然在效率和执行力上都不完美，但已是接近人类公平理想的国际框架。同时，这一国际秩序必须进行自我完善，需要激发其改革的内生动力。中国并不想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搞一套，而是希望看到一个共同的“世界屋顶”，这个“世界屋顶”足够宽广，尊重多样性，包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这种包容性的最佳诠释。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既有沿袭也有创新、既有建构也有解构。我们要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具有感召力和可操作性的内涵，使之切实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促进国际社会以发展和合作的方式迎接挑战、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科学建构新型国际秩序。

　　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

　　合作安全植根于中国传统战略安全文化，其本质是非扩张和求稳定、基于道德和道义的政治理念，例如心怀天下、崇尚和平、注重防御、文武并用、先礼后兵等观念。现代中国外交讲究守护根本利益，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主张即便战争不可避免也要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合作安全更是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回应。当前，人类已进入一个安全挑战空前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文明的进步、利益的交融和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争斗、集团对抗受到制约，爆发大规模地区战争的风险总体可控。能改变各国战略安全议程并考验国际治理机制的，是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跨境挑战和网络安全这样的新型挑战。当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突破主权边界、以非传统方式在全球范围扩散时，任何一国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难以独自应对。因此，必须打破传统安全意识的樊篱，突破冷战零和思维的束缚，基于共同安全利益，以安全的合作求得合作的安全。

　　合作安全是相对于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体系所信奉的集体安全观念而言的。集体安全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盛起来的，有效地维系了集团成员的安全与防务。但美国领导的同盟协作模式本质上基于零和思维，它无限扩大成员国的安全，挤压非成员国的安全，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不惜削弱甚至剥夺对手乃至别国的安全，也就不可能带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安全。这种安全模式的另一个弊端是，它以同盟协约的形式存在，事实上把一国的安全利益和对外战略与另一国的安全利益和对外战略进行绑定，双方的决策空间都会受到限制。合作安全观念超越集体安全观念，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友划线，站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安全利益的高度，其历史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发展是安全的必要条件。很难想象，一个极度贫困落后、内部发展失衡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实现长治久安。人类历史上不胜枚举的教训告诉我们，发展的失衡正是各种极端思潮冒头的土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鼓励全球和区域合作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最大限度解决南北之间和地区内部发展失衡的问题，为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

　　亚欧大陆的中心和南部边缘地带曾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现在多沦为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带，构成亚欧发展的“洼地”。多年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对这里的发展给予了关注，但这些机构提供援助的政治门槛高、审批效率低、到位资金有限。2013年，习近平同志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以周边为首要方向，着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亚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新型公共产品。习近平同志2016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他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进一步强调，中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满足各国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必然能激活沿线国家的增长潜能，这无疑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局势、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达到80%以上。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使各方共同努力把亚欧非大陆的发展“洼地”填起来，开创一个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时代。

　　在政治包容的基础上促进不同制度模式交流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政治包容。世界上的国家林林总总，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探索形成更好社会制度和文明范式的道路上都在进行自己的尝试，没有哪一种道路或模式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要义就在于“百舸争流”，允许各国以不同方式和路径迈向文明民主繁荣的共同目标。

　　不同制度模式的国家相处，必须相互尊重，在此基础上才能开诚布公地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支撑起人类文明的大厦。为确立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积极学习借鉴、反复试验实践，经历过许多挫折，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敢于学习，也敢于坚持自我。举一个与我在全国人大工作直接相关的例子：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国的司法制度建设自此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是实行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一路走来，历经坎坷，参考借鉴了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民法典制定，同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国情，植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实践和人民的利益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定，是一个集百家之长、吸纳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并将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融汇于其中的过程。可见，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对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在不断学习中完善发展道路。中国已经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将不断用自己的实践点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路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