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为了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首先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①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前提之一。

　　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情况看，“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②党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并使其不断发展的重任，仅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还不够。党在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③。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归根到底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武装造成的。但是，直至全党整风前，“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是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④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党缺乏理论这一极大的弱点呢？刘少奇主要指出了以下几点：

　　一是，从主观上看，在对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⑤“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是它们相同的本质错误。这两种错误认识都妨碍了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是，从客观上看，确实存在着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不利因素。这主要是指：(1)“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⑥。(2)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这种情况“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⑦(3)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当时大部分还未译成中文)。“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⑧

　　除上述原因外，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文化水平低或没有文化，这也给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不少困难。

　　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⑨为此，他号召大家“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⑩，特别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11)。他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强调：“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

　　二、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带领下，以延安为中心、以干部为主体的学习运动认真地开展了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党蔚然成风。

　　第一，毛泽东率先垂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

　　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即抓紧时间，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学习哲学。据统计，在陕北，“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从毛选注释考证和近些年其他书籍考证，有据可考的哲学著作24种。这些著作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古今哲学和哲学史著作。毛泽东阅读哲学著作，在著作上横批、眉批、打钩、画杠、圈点、做注。有些书籍甚至阅读过10遍。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七种(八本)。”(12)它们分别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第四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下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章第2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非常认真。以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苏联哲学家西可洛夫和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情况为例，他将这本书读了三四遍，写了约1.2万字的批注。“较多的批注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集中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约占批注文字的一半。”(13)这些批注有几个显著特点：(一)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二)注意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批判；(三)用成语、典故、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四)对原著的观点有重要的概括和发挥。(14)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圈画的马列著作，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如保存在毛泽东故居的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录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的中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某些思考”(15)。毛泽东并亲自宣讲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据统计，仅从1937年4月至8月的3个多月中，他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段时间毛泽东讲此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即达100多个学时，共有3000余名党的中高级干部，红军初、中、高级干部，知识青年，延安干部学校教职员工，聆听了他的讲授。

　　1981年3月，陈云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谈道：“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16)他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他强调：“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这件事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17)

　　在这一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等都曾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科学思想方法的重要性。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中，要求“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18)1939年12月，陈云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19)。他指出，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地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号召“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20)

　　为了首先抓好在职高级干部的学习，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其中规定：“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教员……全国以300人为限，内延安占1/3，外地占2/3”，学习“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21)。

　　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起草了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学习时，“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22)(该通知中的“艾”指艾思奇，“李”指李达，河上肇为日本经济学家、社会主义活动家——笔者注)信中写的“要目见另单”，另单所列的文件目录共70篇，其中列为最低限度选读篇目的共40篇(这个篇目后来补充调整为83篇。到1941年12月，中央书记处编成《六大以来》这部大书，共汇集文件500多篇。1943年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一书，共选文件132篇，比这封信另单开列的多一些，所选文件的时间起自大革命时期，止于1943年)。(23)

　　1941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批评教条主义，不是不主张学习理论。“理论还是要学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24)随后，1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确定，延安高级组134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并要求各学习组组员当年12月底以前读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选集，第二年1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在中央和各地高级组的领导下，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日益深入。这为带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广大干部通过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时，延安的干部教育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职干部教育，一是干部学校教育。其中在职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干部担负着现实的领导工作，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实际工作水平直接影响着党的工作。

　　1939年3月，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学习运动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主要讲了四个问题：学习运动是必要的；学习运动是可能的；学习运动是会有成绩的；学习应该学到底。他强调，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一样，要建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他号召大家以“挤”和“钻”的精神，克服“忙得很”和“看不懂”的障碍，以“学到底的方针”，“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1940年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25)同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在职干部的学习，大致可分为四类：(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主要研读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乙)文化理论水准较低的老干部，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但文化课须提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报；(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主要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一般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26)为保证在职干部的学习，该指示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27)从此，延安的干部教育尤其是在职干部教育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的轨道。到1940年5月，参加学习的干部达四千多人。

　　毛泽东曾多次就在职干部的学习问题发表意见。1942年2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发言中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28)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中、高级干部，凡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在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包括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在学习侧重点上，政治科学以马克思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共产党20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此外，对学习形式和时间以及考核等，都有比较切合实际的安排。

　　中共中央在努力抓好在职干部学习的同时，对干部学校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也抓得有声有色。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各类干部学校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养成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问题的习惯，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不是为了死记和背诵书本上的各项原则。为此，“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和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29)该决定还要求，“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自担任指导。”(30)根据这一精神，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徐特立、李富春、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在中央党校、抗大、中国女子大学等多所学校兼课或作报告。

　　毛泽东和党中央引领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通过整风运动，全党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1942年至1945年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党中央率领全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公布了整风运动中干部(包括学生在内)必读的18个文件：“(一)毛泽东2月1日在党校的报告；(二)毛泽东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六)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七)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决定；(八)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三、四、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31)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布了《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决定增加4个文件，作为在延安讨论整顿三风材料的第十九至第二十二个文件。它们分别是：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32)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理解整风文件，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4月22日，党中央领导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延安出版。

　　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发布，要求“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吸收参加，分成小组”，“学习时间规定四个月到五个月”等。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指导下，以延安为中心，全党掀起了联系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本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22个文件的高潮。在此期间，许多领导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在认真学习方面为大家做出了表率。1942年5月14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为《解放日报》写了代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他指出，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就是指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指导思想”；领会贯通文件精神和实质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应用。”“文件中的立场、观点也好，方法也好，就其本质的共同一致之点来说，似乎是很简单的，但是就其实际的应用，就其所表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形来讲，却又是变化无穷，是有无限丰富的内容的。”(33)

　　在延安，党的许多领导老如张闻天、王稼祥、李富春、王若飞、李维汉、凯丰、陆定一、陶铸、徐特立等，以及党的许多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邓力群、张如心等，都发表了高质量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文章，对推动全党的学习起了很好的作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人林伯渠、谢觉哉等也撰写了高质量的学习心得或杂文、日记等。

　　在学习过程中，党中央及各级学习领导小组，及时了解学习情况，总结和推广经验，纠正偏向和不足。如1942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即针对学习中的偏向提出了改正的办法或建议。其中就如何做笔记的问题提出：“(1)指定负责人轮流修改。(2)上级人员要看改下级同志的笔记，不能全看时，也要轮流抽看，并且帮助修改。这是上下级联系的很好方法之一。(3)互相借看笔记。(4)传观最好的笔记。(5)上级人员看了下级同志的笔记后，必要时找他来个个别谈话。要发给充分的做笔记的纸张笔墨。”(34)由此可见对学习要求之严格、细致。

　　1942年6月23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指出：“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35)正是在这种学习的基础上，延安整风运动得以成功地进行。

　　第四，党的七大，在新的起点上讲学习。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4月24日和5月31日，毛泽东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总结，进一步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重视。毛泽东指出：“我们整风讲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反，好像理论工作者就不那样吃得开了。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36)因为教条主义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恰恰相反，“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37)毛泽东告诫大家，“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38)为加强理论学习，毛泽东向七大代表提出了新的要求：至少“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这五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恩合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著)、《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后译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主持编写)。毛泽东说：“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39)他还提请大家注意，“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40)，不要因为我们反对把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经验绝对化、神圣化，而发生另一种错误倾向。

　　可以说，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既是延安时期党的自身建设水平得到空前提高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也是不久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222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12)张希贤：《党的思想建设实例讲解》，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5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5～616页。

　　(15)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6页。

　　(16)《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255页。

　　(17)《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255页。

　　(1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19)《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20)《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330页。

　　(23)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4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228页。

　　(26)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

　　(2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

　　(2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258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

　　(33)《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3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页。

　　(3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页。

　　(3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3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4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