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一、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加强调查研究对于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至关重要。其原因在于：

　　首先，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17日)一书的《序》中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①“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②

　　其次，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和纽带。因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交汇点既不在理论这一端，也不在未被认识的经验事实这一头，“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实在的经验事实的交汇处。”③毛泽东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他还讲道：“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他表示，“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④

　　再次，调查研究就是“实事求是”中的“求”，没有这个环节，党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不断地从必然走向自由。

　　最后，由于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求得真理，因而也就谈不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总之，离开调查研究，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会落空，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也不可能正确地、充分地发挥。

　　正因为调查研究对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如此重要，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1930年5月发表《调查工作》一文后，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毛泽东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1930年5月，毛泽东对江西省寻乌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写了长达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他写道，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个别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⑤同年10月初，红一方面军打开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县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毛泽东趁此机会对兴国永丰区的8个农民家庭和各个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据此写出了《兴国调查》。1931年1月26日，他在《兴国调查前言》中写道：“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⑥同年4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在内部发布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他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⑦这是对《调查工作》一文中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补充。这段时间，毛泽东通过领导查田运动，于同年11月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两个模范乡——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苏维埃政权工作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积累了调查研究的多方面经验，使调查研究思想不断丰富。

　　1941年5月19日，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所作《改选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的思想。他提出这一思想，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一是历史教训的警示。从党的历史看，因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许多同志虽然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消化不了”，致使“我们走了许多弯路”，这样的教训应该记取。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教条主义的盛行，更使党的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要真正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调查研究。

　　二是改变党的现实状况的要求。从党的现实状况看，认真地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的气氛“在党内是不浓厚的”，这种状况也亟待改变。毛泽东指出，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20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做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并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气氛。“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⑧不仅如此，从研究历史看，虽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了，忘记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调查研究。

　　三是党的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的内在要求。“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⑨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而做好这两件事都需要通过调查研究。

　　应该说，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看做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这不是一般地讲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它对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特殊重要性。这一思想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关于“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思想的提出，从多方面促进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党中央设立专门领导机构并正式发布专项指导文件，调研工作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⑩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海外四组，任弼时任主任兼根据地组组长；政治研究室下设政治、国际、敌伪三个研究组，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会议还决定：中央情报部隶属中央调查研究局等。(11)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设立，对党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讨论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之前，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是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12)《决定》写道：党内许多同志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正因为如此，《决定》强调：“我党现在已经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谈，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的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3)《决定》提出的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是：“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4)

　　在发布上述决定的同日，党中央还发布了《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从中央到地方的调查研究实施办法逐一做了相应的要求。

　　第二，促进和指导党的干部组织各类调查团，广泛、扎实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深入了解社会历史和现实。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反复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且他本人在调查研究实践方面，仍然是全党的表率。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形式多种多样，并且随时随地，不拘一格。他不仅善于抓住同各方、各界、各类人士谈话、聊天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甚至能从个别百姓一时对他的批评中发现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责成有关部门及时深入了解，合理解决。他更善于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项调查。他在这一时期写出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年10月1日)以及《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等文章，即是他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等问题进行深入专项调查的结果。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指导和带动下，整风期间，各中央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延安地区成立了多个调查团，他们带着各自的任务，分赴不同的地方，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

　　例如，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是当时第一个大型调查组织，成员三十多人。他们对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米脂两特区的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共写出调查报告、人物传略二十多份，其中调查报告19份。还有3位同志写出了专著——《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于1942年9月在延安正式出版，全书8.5万字。

　　再如，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陕北的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1942年1月下旬回到延安。同年2月9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召开的政务会议上报告了考察观感。他根据考察团走家串户，亲自调查了解的情况，指出了这两个县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15)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改进政府工作的若干意见。继此之后，1943年4月25日至5月6日，林伯渠又亲赴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返回后，他写了《农村十日》一文，发表在同年5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他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其中特别介绍了值得他学习的许多人和事。文章最后一段写道：“为什么我们不应向你们学习呢，你们是大地的儿子。人类的智慧、血汗，不都是埋藏在劳动中吗?我们政府号召生产，要大家丰衣足食，就必须每个人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新的英雄啊。这次农村小住10日，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16)林伯渠的感想，真切地反映了调查研究对党的干部的启发和激励。

　　又如，这段时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于1942年1月26日从延安出发，至1943年3月3日回到延安。3月27日，张闻天向中共中央写了此次调查研究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我们从中可大致了解他们的调研情况：1942年1月28日至4月12日，在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调查，随后整理出调查材料《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4月22日至9月10日，在晋西北兴县高家村区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有《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大纲式的)，此外还有13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9月26日至11月21日，在绥德警备区米脂县杨家沟村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有《杨家沟地主调查》，以及刘家峁、高庙山两村地主的调查等；11月23日至12月2日，在米脂城内调查，搜集了一些材料但未整理出；12月10日至1943年1月15日止，在西川、双湖峪市镇乡调查，搜集有双湖峪市镇乡各花户经济状况及公粮材料，但未整理好(附带调查有张家寨子户地材料、马蹄沟盐滩材料、徐家沟炭窑材料及西川各区地主材料，均未整理)；1943年1月8日至2月24日，在绥德市调查商业，搜集了一些材料，未及整理。(17)由上可见，这次调研目的明确，获得的实际材料十分丰厚(其中，在米脂县杨家沟的调查材料后来汇编成《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于195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出版。此外，《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后来均收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不仅如此，这次调研同时获得了更重要的思想成果。张闻天说：“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18)他告诉大家：“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19)

　　这一时期，在延安先后组成较大型考察团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妇女生活考察团、八路军政治部战地考察团等。此外，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开展的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活动及其收获不胜枚举。这些调查研究活动，为党的各级组织制定和实行科学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和参考。

　　三、党的调查研究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进一步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艰巨性及长期性。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的《序》中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资料的工作不可。”他联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经历，强调“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做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写道：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他认识到：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所以决不要梦想，以为一年半载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实际，联系了群众。“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接触过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20)这种发自肺腑的深刻认识，今天读来仍备受启迪。

　　第二，进一步论述了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而“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21)他总结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强调“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2)

　　对此，张闻天也深有感触。他写道：我们是生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只要有决心去同他们接触，我们是可以到处找到他们的。不愿同实际、同群众接近，熟视无睹，才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基本原因。“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23)

　　第三，进一步总结和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讲述了两条带根本性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

　　其一是“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根本出发点。”(24)他指出：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25)

　　其二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26)他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用，而只是采用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因此，“材料是要搜集得越多越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这样，我们做综合工作时，就不至陷于狭隘经验论。他还就“怎样开调查会?”“怎样找调查的典型?”和“怎样使对方说真话?”等问题，做了扼要的阐述。

　　张闻天对如何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问题，也具体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其中包括：(1)“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2)“尽量搜集书面材料，因为“关于过去的历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记清楚，以书面材料较为可靠。”(3)“发现被调查方面的各种矛盾”，“利用这些矛盾进行调查。”(4)调查来的材料，应经常加以整理。“这样可以使已有的材料更加熟悉，不足的补充，缺乏的增加，发现中间有矛盾的，不确实的，给以校正。”(5)“调查工作初步完成后，最好能在当地即加以研究，在研究中发现问题还不清楚的，再行搜集材料。研究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调查的地方进行。”(27)他告诉大家：“据我个人经验，看人家写的，听人家说的关于调查研究经验之类的文章或讲演，印象很少，大概在看过听过之后就会忘记的。但自己亲自调查研究一番之后，自己就会有点‘经验’，不大容易忘记。在自己有了一点经验之后，再来参考参考他人的经验，得益就多些。”(28)

　　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的调查研究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深化，这就为党科学地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根本性的有利条件。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③李景源主编：《毛泽东方法论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79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254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版，第802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11)《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15)《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页。

　　(16)《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17)参见《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89页。

　　(18)《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01页。

　　(19)《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20)《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79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23)《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2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2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2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7)《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28)《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