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必须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前提

　　党的纲领是一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任务的反映。党的路线是为完成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纲领和历史任务而制定的具体的行动指南。政策和策略是为具体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路线决定政策和策略，政策和策略体现政治路线，并为路线的贯彻执行开辟道路。这是纲领、路线和政策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争取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党的最低纲领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又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内容。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伊始就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根据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不失时机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抗战的政治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完整地提出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基本纲领)：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下，我们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还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而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①这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种经济形式组成，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纲领，与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基本性质上是一致的，但较之要完备得多。“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实最彻底的实现者。”毛泽东在论及革命的三民主义时说：“民族主义，就是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②

　　党的政治路线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政治路线指明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指明革命的道理。实践表明，政治路线正确，才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才有统一的认识和行动，才能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利益。延安时期所以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党的七大规定抗日战争的路线和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正是在这条政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打败了蒋家王朝，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正如邓小平在介绍党领导革命斗争经验时所说：“要坚持民族独立的旗帜，坚持团结的旗帜，坚持进步的旗帜。谁坚持这三条，人民最终就选择谁。人心的向背决定谁最后胜利。一时的胜利决定不了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③

　　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的路线和政策，否则总路线总政策可能成为空洞的口号。执行具体的路线和政策也不能偏离总路线和总政策，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左右摇摆，贻误我们的工作。毛泽东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④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抗日战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强调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⑤“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⑥北伐战争时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我们党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而处于孤立地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者在军事斗争、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执行了“左”的政策，使我们自己孤立了自己。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总结阶级斗争与民族战争的经验教训和根据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十大政策：“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⑦我们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特别是照顾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的。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有效地保障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舍，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⑧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把自己作为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工具而不能把群众作为牟取一党私利的工具，党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反复强调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如1937年8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40年12月25日的《论政策》的党内指示，1941年5月1日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2年12月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3年10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1945年4月24日的《论联合政府》等，都对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政策的执行做出了指示、规定和部署，反映了党时时刻刻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制定了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等于群众明白了党代表他们的利益，也不等于群众会跟党走。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⑩当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意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这时候就要耐心等待，耐心地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对党员、群众进行政策教育。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要坚持长期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一旦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党的政策就会成为凝聚千百万群众团结奋斗的指针。

　　“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11)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都是与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党的每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哪些政策或者其中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12)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完成党的路线和历史任务、实现人民利益的重要保证，而执行错误的政策，或者在政策和策略的执行过程中犹豫动摇，没有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就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也是非失败不可的。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体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体现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中，而且体现在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中。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体现

　　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规定，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既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不同，也与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共产党员占1/3，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汉奸和反共分子没有资格参加民主政权；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共产党员要占据领导地位。“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经过人民选举产生，凡年满18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13)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规定要保证人民权利，即“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14)中共中央规定的关于民主政权的政策和原则，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是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

　　参议会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也是代表民意的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有145名民选议员出席会议，代表边区200万民众。林伯渠在开幕词中指出，参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发扬民主精神，推动抗战动员工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开辟一条康庄大道。这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了抗日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会议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周扬、刘景范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施政纲领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根本法律，起到了地方宪法的作用，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1937年6月，边区党委曾经提出《民主政府施政纲领》。继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之后，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系统总结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局部执政的经验，在团结战争、保障战争、拥军优属、“三三制”政权、保障人民“四大权利”、司法制度、廉洁政治、发展生产、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劳资关系、文化教育、民族关系等方面作出规定，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15)。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认为“五一施政纲领”“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会议修改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了参议会的职权：有权选举和罢免边区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和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和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创制和复决边区的行政法规；决定边区各种政策及通过各项计划方案；通过、审查边区预决算；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事项；督促及检查各级政府对边区参议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等。这样人民通过自己代表行使民主权利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这次参议会的选举严格执行了“三三制”原则。会议选出9名常驻委员，共产党员占3人；选出边区政府委员18人，共产党员人数比规定的6人多了一个，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大会随即补选了一个无党派人士白文焕；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1945年，边区参议会举行了第三次选举，共有170名议员参加。其阶级成分，包括边区社会的广泛阶层，计有工人6人，贫农18人，中农69人，富农26人，商人9人，地主34人。其党派关系，有共产党员61人，占35.9%；国民党员19人，占11.2%；无党派人士89人，占51%。议员中有回族3人，蒙古族3人，天主教徒3人，妇女7人。(16)

　　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是抗日民主政权的行政机关。政府委员会及主要领导人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对参议会负责。政府要尊重参议会的“决议”、“创制”、“监督”、“罢免”的权力，执行参议会的决议。但政府又有独立的行政职权，对参议会有制约作用；如果政府认为参议会的决议不当，可送回参议会复议。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政府，在认为同级参议会的决议不当时，亦可请求上级指示停止决议的执行。边区政府下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保安司令部、审计处等机构，以施政纲领为自己的行政准则，以掌握政策、组织领导政策的执行为基本业务。

　　法院是抗日根据地的司法机关，实际拥有审判、检察和司法三种职权。它对参议会负责、受参议会监督，日常工作由政府直接领导。“抗日民主政府司法机关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维护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保卫抗日民主政权，保护抗日根据地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合法利益，打击各种犯罪分子，镇压汉奸反动派。”(17)陕甘宁边区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法令，保障人民的权益。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第三届边区参议会上被选举为高等法院院长的马锡五在其司法实践中，创造了一种审判方式，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调解纠纷、教育群众，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群众把这种方式称之为“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本人也被称为“马青天”。(18)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既能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又能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是一致的，不管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还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都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他说：“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19)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是人民群众参与民主政权建设、实施当家做主权利的基础。为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利，早在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尚未正式成立时，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改通过《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在选举方式上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选出能代表自己权利的代表。《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选举制，选举如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在选举资格上，保证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条例》规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除有卖国行为、经政府缉办有案的，经军法或法院判决剥夺公民权尚未恢复的，有精神病的三种人除外，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代表广度上，《条例》规定，乡参议会以居民小组为单位，每20至60人的居民小组须选举参议员1人；县级参议会以乡为单位，每400至800人须选举参议员1人；边区参议会以县为单位，每8000人须选举参议员1人。在选举之前，选民要检查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向选民作工作报告，选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审，以便根据工作人员的业绩决定取舍。除了正式的投票形式以外，边区还创造了许多适合群众特点的选举形式，如画圈法、画杠法、红绿票法、投豆子、投纸团等。

　　边区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方式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选举中，据曲子县统计，全县选民有25175人，参选的有20233人，占80.4%。通过民主选举，广大人民群众也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又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选举中，据延川、清涧、吴堡、曲子、华池、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同宜耀10县的统计，7143名乡参议员中，工人38名，占0.53%；雇农292名，占4.09%；佃农133名，占1.8%；贫农4799名，占67.19%；中农1528名，占21.39%；富农278名，占3.89%；地主45名，占0.63%；商人12名，占0.17%；绅士18名，占0.25%。工人、农民、中农占据的比例为95.06%。据吴堡、华池、新正、赤水、淳耀、同宜耀6县的统计，乡政府委员中，工人6名，占0.61%；雇农50名，占5.13%；佃农33名，占3.39%；贫农627名，占64.37%；中农220名，占22.59%；富农29名，占2.98%；地主5名，占0.51%；商人2名，占0.21%；绅士2名，占0.21%；工人、贫农、中农共占96.09%。(20)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全国民主运动的指导中心，堪称模范的民主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改变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统治，创建了真正属于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不能不说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世界民主发展史上的奇迹。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指出：“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2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权。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出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黄说：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2)这在当时的中国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光辉思想。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经济建设中的体现

　　毛泽东曾说，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23)边区政府还把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特点，是既要动员最广大的人民投入抗日战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又要照顾到民主革命的长远战略，因此实行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24)成为解决抗战时期经济、财政问题的主要方针、政策。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25)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主要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26)

　　当时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体是农民，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改变以前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把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37年8月，党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减租减息政策。1940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27)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阐述土地政策时说：“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28)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减租减息政策做了明确的规定。《决定》规定了处理土地问题的三条基本原则：(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承认地主中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还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盘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三)富农中有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者，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29)通过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有利于民主革命的变化；又充分照顾到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巩固和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保障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为了克服抗日战争的困难局面，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陕甘宁边区军民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从1938年底逐渐展开，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说，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30)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边区各机关、学校、部队、群众都投入到生产自给运动当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43年末，延安同时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展示了大生产运动的成绩：1943年，全边区开荒976224亩，耕地面积达到1338万余亩，粮食总产量达到184万余石，比1942年增产16万石(细粮)。全边区年消耗粮食约为162万余石，出现了22万石余粮的局面。1943年植棉150287亩(比1940年的15177亩扩大近9倍)，收棉花173万斤，达到边区棉花需要量的一半以上。1943年1—9月，已生产布15840大匹(比1940年产布3008大匹，增长近5倍)，棉布的自给率达到73%。六畜兴旺也是丰衣足食的侧面。据统计：边区的牛由1940年的193283头增加到1943年的220781头；驴由1940年的125054头增加到167691头；羊由1940年的1725037只增加到2033271只。(31)1943年，党政军机关学校共生产细粮46186石，1944年上升到86616石，1945年因自然灾害，略有下降。边区财政收入中“取之于己”的部分不断上升：1943年仅占40.79%，1944年为62.83%，1945年为61.42%。也就是说，“取之于民”的部分，在1944年和1945年，不足40%。(32)军队大生产运动的模范359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等22人给予奖励，毛泽东在他们的奖状上题词，其中有：“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为群众谋福利”等。是年11月13日，毛泽东为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题词，为大生产运动的宗旨和精神做了注解：“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33)

　　在大生产运动过程中，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边区党、政、军、民还组织了多种经济形式。有边区政府经营的公营经济，包括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34)；有各大小单位组织的集体生产；有共产党员或劳动者个人的生产；有“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有10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这种合作社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合作社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35)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问题，主要靠税收解决。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有道，用之得当”的。中共中央指出：“必须接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36)1941年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统一累进税。它融合了公粮和田赋，同时采用累进税制，使抗日根据地的纳税人数扩大到总人口的70%～80%，分担到每个纳税人身上的负担都很轻。如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大石米)：

　　当时在延安的一位美国观察员曾说：在中国这个遭受军阀统治的政权中，由于腐化堕落和饥饿现象普遍流行，因而任何领导体制或社会政治环境的变革，相比之下都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不能忽视共产党人取得的成就。“过去，中国的某些地区农民被当地官员强迫签字画押，要提前10年交纳相当于他们当年收入10倍的税款，这些税款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即使一生也难以付清，而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只要付大约20%的税率。”(37)虽然这位美国友人提供的数字可能不准确，但也反映了共产党为减轻人民负担做出的努力。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表现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才能保障财政供给。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当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毛泽东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38)为了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边区政府还实行了奖励民营企业的政策，积极吸收外地资本家来根据地开办实业。按照“劳资两利”的方针，边区还规定了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39)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据统计，1939年陕甘宁边区织布业中，私营工厂有6家，织机52架；经过政府采取投资、订货办法，保护产品销路和20%的利润等措施，到1943年，私营纺织厂发展到50家，雇佣工人310人，织机150架，产布1.2万匹。至于私营手工作坊，更是各地皆有。据统计，延安等13个县市，1942年有手工业作坊399个，工人1107人；到1943年，作坊增至656个，工人增至2047人，一年中，作坊和工人数分别增长了64%和84%。(40)

　　斯坦因在《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一文中写道：“延安的‘新民主主义’是以已经增加了生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准的经济与财政政策为基础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中国吃得最好、最受人爱戴的军队。当我由延安返渝时，重庆国民党的不少领袖们都向我承认，共产党已获得使他们在经济领域中享有盛名的惊人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力量的伟大源泉之一，而且是它的前途的佳兆。”(41)当年曾驻延安的美国“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赫伯特·希契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时说：“我对共产主义没有兴趣。但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这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42)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文化建设中的体现

　　是为少数特权阶级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服务，是一定阶级的文化运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也是区分各种政治立场、阶级阵营和文化的阶级性质的试金石。毛泽东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问题”这一命题，就是针对当时的文化界讲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它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抗日战争时期，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化是汉奸文化，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文化是封建主义文化，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这些都是剥削阶级的文化。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3)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中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样，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也贯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抗日战争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抗战建国这一中心任务服务。正如张闻天所说：“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这是抗战建国的一种重要的斗争武器。其目的，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最后巩固新中国。”(44)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基本上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文化战线是配合军事战线、政治战线的一条重要战线。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45)周恩来也说：“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46)如同人的精神素养是人的灵魂一样，文化知识和思想政治素养是军队的灵魂，是反映和体现军队精神风貌的内在支柱。一支军队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政治素养的高低，是衡量这个军队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抗日战争初期作家丁玲、吴奚如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人就在延安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八路军出征到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5月，由刘白羽、卞之琳、周而复、萧三等领导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又奔赴晋察冀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卓有成效的文化工作对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引用萧向荣总结八路军文化教育工作的成绩为例：“文化工作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占着八路军政治工作上的重要地位。”八路军文化工作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巩固了部队。文化工作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与政治认识，使他们懂得了为什么而战，懂得了战争与本阶级、与全体人民有什么关系；使他们懂得了战争的胜利前途，因此锻炼了他们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们了解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革命利益，从而不避牺牲，不畏困难，刻苦耐劳，英勇奋斗；使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此，在极其残酷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八路军的队伍是稳固的。二是提高了战斗力。这可以从抗战两年半以来八路军的战绩来说明。八路军以占全国军队中极小的数量，以简单而劣势之武器，以极为困难而缺乏的物资供给，却在抗战的作用上常常吸引与牵制2/5的敌人在自己的周围。而在两年伤毙敌人的战绩上，却占全国总数中的1/7。三是提高了部队的政治水平。在政治上，他们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同时也有着基本的政治认识。即使是普通的战士，也能够说出一些抗日的道理，懂得统一战线的策略，懂得什么是民族的利益和立场，并能够了解国内国际的时事状况。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简单的、盲目的、可以任人欺骗的落后分子，而是有知识的、有政治头脑的、自觉的战士了。在文化上，他们也在向消灭文盲的道路前进。拿一个团的例子来说，从前他们的指战员，都是不识一个字的，后来则是营以下的干部，平均每人认识1154个字，战士中有51.6%的人认识500到1000字，在墙报上写文章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四是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为大众服务的文化工作干部。他们中有很大一批是中下级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参谋、无线电报务员等，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完全是在战斗中、在工作中培养出来的。他们还培养出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做教育工作的、做各种文化工作的干部，如报纸的编辑、战地的通讯员、担任军事政治教育的教员、剧作人才、导演人才、绘画人才、宣传鼓动工作的人才，以及体育人才、跳舞人才，等等。这些文化干部推动了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47)

　　随着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运动的指导中心，延安抗日文化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如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延安新哲学会等。这些文化团体团结和组织了许多追求真理的进步人士，都与抗战建国、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奋斗目标，“是为着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为着完成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我们要加强自然科学运动，掌握与提高自然科学成为抗战中的战斗力量，为抗战到底为加强团结为力求进步而服务，来配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抗战，我们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战线，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48)

　　1942年5月，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著名讲话指明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论，成为指导文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关于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什么是人民大众呢?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关于文化工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毛泽东说，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党员来说，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政策的立场上，歌颂人民群众，歌颂工农兵；文艺作品要以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为工作对象。关于文艺的大众，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就要学习群众的语言，深入群众的生活，转变自己的阶级立场。关于文化创作的途径，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是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49)毛泽东的讲话为文化运动指明了方向。

　　文学运动是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重头戏。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工作者纷纷到农村和部队，创作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实践的作品。其中的佼佼者当数赵树理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描写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在党和民主政权的支持下，冲破封建家庭束缚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周扬称赞赵树理是“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还有反映抗日军民艰苦奋斗的小说，如邵子南创作的《地雷阵》、华山的《鸡毛信》、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有反映根据地社会改革的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

　　秧歌是流行于陕北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1943年春节，由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演出的《兄妹开荒》，成功运用了边歌边舞的形式，生动反映了大生产运动的火热生活，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秧歌剧”。毛泽东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50)描写一对老夫妇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新秧歌代表作”《牛永贵受伤》，也受到热烈欢迎。还有如《赵富贵》、《张治国》，在吴起镇演出之后，警三旅有个战士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连长问“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还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在棉衣缝里藏了多少法币。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毛泽东讲：“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51)“戏剧是宣传教育最有力的武器。“标志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成熟的戏剧，应当首推由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白毛女》。该剧通过描写喜儿从受压迫到获得解放的生活历程，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革命主题，揭示了劳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解放的真理。每次演出《白毛女》，很多观众都会流泪。很多农民说：“这个戏为我们说出了穷人的心里话。”延安军民还根据张思德的事迹，创作了歌舞剧《烧炭英雄张思德》。

　　在创作新戏剧的同时，改编旧剧也取得可喜的成绩。1942年10月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出版《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泽东为特刊题词：“推陈出新”；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林伯渠题词：“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52)1943年底，延安平剧院演出了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集体编写的《逼上梁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毛泽东看后致信作者杨绍萱、齐燕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53)1944年，平剧院又集体创作了《三打祝家庄》(李纶、任桂林、魏晨旭执笔)，该剧表现了在战争中依靠人民群众、调查研究、分化敌人、里应外合才能取胜的道理。(54)

　　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出版事业也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发挥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把报纸、学校、艺术、卫生作为提高老百姓文化水平的四种主要形式。有的报纸专门宣传党的理论、纲领和政策，如《红色中华》、《解放日报》等；有的是指导军事战争的刊物，如《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有的是作为社会教育的通俗报纸，其读者对象是广大的群众和普通党员，承担着政治的、社会的、科学的和大众文化的启蒙任务，如《大众生活》等；有的是党指导下的文艺性质的刊物，如《文艺战线》、《文艺突击》等。党报是党的纲领、党的政策的直接宣传者，“不仅是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而且是鼓动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1941年创刊的《解放日报》，是党的机关报之一。毛泽东非常赞赏《解放日报》的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的作用。他说：“《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55)

　　干部教育是抗战建国教育的重心。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院、卫生学校、青年干部培训班、马列学院等，主要培养军事、政治、文化、科学、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干部。据统计，1940年初，从抗大毕业1.1万多人，陕公6000多人，青年班1万多人，鲁艺200多人。这些干部大多到前线做抗战工作，或在农村做民众工作。如青年班和鲁艺学院的分配比例：

　　这表明当时到华北战区和边区农村工作的干部占大多数，留校及大后方的占少数，说明干部教育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小学教育是反映一个政府的教育方针是否为群众的指标。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也较战前有很大发展。

　　上表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也出现因盲目追求数量而质量不高的弊病。之后，经过调整、巩固和精简，到1945年，小学校发展到1377所(包括民办小学1057所)，学生34004名(包括民办小学16797名)(56)。此外，1944年，由政府办的高级中学、师范学校有6个，这在有140万人口的边区，“是历史上空前的事情，是在共产党的时代才发展的。”(57)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水平十分落后，文盲比例很高。开展扫盲运动、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极为迫切。边区党和政府组织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教育。比如识字班、夜校、冬学等形式，使群众不脱离生产却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以1940年前的数据为例：

　　在陕甘宁边区150万人口中，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影响着广大群众。“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58)毛泽东希望多几个阿洛夫一样的医生，老百姓就不会敬神拜观音了。由于抗战条件困难，当时在延安仪有中央医院、八路军军医院(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医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从前线转来的伤病员和延安的“公家人”。即使在医药十分贫乏的情况下，医院还坚持“面向基层，为群众服务”的方向，为群众治病的比率逐年增高。据不完全统计，边区医院在全院治疗的病员中，1941年群众病员占25%，1942年上升到27%，1943年上升到30%。1943年一年就为9611名群众病员进行了治疗。(59)

　　能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不仅要看怎么说的，而且要看怎么做的。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团结抗战的模范，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模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模范。中国共产党不仅赢得了决定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成功探索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寨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60)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74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16)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19页。

　　(17)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18)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3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

　　(20)宋金寿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转引自郭德宏主编：《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197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2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610页。

　　(2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6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2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页。

　　(2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282页。

　　(3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31)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页。

　　(32)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481页。

　　(3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3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页。

　　(37)[美]约翰·高林著，孙振皋译：《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3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页。

　　(40)参见李占才主编：《中国新民生主义经济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41)《解放日报》，1946年4月5日。转引自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313页。

　　(42)转引自[美]约翰·高林著，孙振皋泽：《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44)《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68页。

　　(47)参见萧向荣：《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国文化》第1卷，第4期，第13～14页。

　　(48)《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853、851、861页。

　　(5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5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52)参见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5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54)参见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5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56)参见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5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5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59)参见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6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