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精神在延安时期的表现

　　延安地区地瘠民贫的艰苦环境，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的大举入侵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华北地区的自然灾害，使艰苦奋斗精神在延安时期得到了极为充分的表现。

　　一、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红军初到陕北后，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菜钱，1元钱的月薪，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毛巾、鞋袜等都无钱购买。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又不加重人民的负担，从1939年起，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根据地军民谱写了一曲曲关于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的凯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生产大合唱》中写到：“开荒，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著名的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唱道：“加紧生产，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打些粮食也是抗战。”这些歌曲都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军民的革命激情以及对大生产运动的深刻理解。八路军120师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开进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他们的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方圆100平方公里古木丛生，到处是一丛丛、一簇簇带刺的荆棘和盘根错节的山桃树，并常有野兽出没，给部队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战士们描绘那时的南泥湾是：“南泥湾啊烂泥湾，方圆百里山连山。雉鸡成伙满山噪，狼豹成群林里串。猛兽当家百多年，一片荒凉少人烟。”干部战士没有住的地方，就在树林里露营，用树枝搭起简陋的帐篷；战士们每人只有一套破烂不堪的衣服和难以御寒的被褥，抵御不住寒冷的侵袭，难以入睡就起来烧火取暖，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从帐篷里传出来的，是一片豪迈的歌声。他们吃的粮食不够就掺黑豆、榆树钱、野菜。粮食没有了，战士们就到百里外去背，来回一趟要走三四天；没有菜吃，就采苦苦菜、野苋菜、地皮菜等野菜，只有打到了野猪、野鸡，才可以打一次“牙祭”。战士们为了节省衣服，夏天不顾烈日暴晒，光着膀子开荒、种地、打场。长裤磨破了改做短裤，短裤磨破了改成裤衩，裤衩再磨破了，就撕成布条打草鞋，或糊成布壳纳鞋底，总是一块布头也舍不得丢掉。为节省工具，战士们的镢头磨得不能再用了也不肯丢掉，718团劳动英雄李位开荒用过的一把镢头，原来有5斤多，最后磨得只剩下马掌那么大的一块废铁。没有油灯，就用松树明子，或者把桦树皮卷成筒当灯点；缺少学习用具，就用桦树皮当纸，用炭当笔；没有擦枪油，就采集野杏仁榨油代替。尽管条件极其艰苦，但大家以苦为乐，以乐为荣，生产热情无比高涨，全旅官兵，从旅长到排长都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旅长王震的双手也像他的部下一样生满了老茧；718团团长陈宗尧下连检查工作，总是扛着镢头，一边和干部战士开展劳动竞赛，一边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战士们更是你追我赶，越干劲头越大，越干办法越多。718团著名劳动英雄李位，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7分6的惊人纪录。一位老农赞叹说：“两头牛1天才能耕2亩地，他一把镢头就能挖3亩多，真要气死牛了。”“气死牛”李位式的人物在南泥湾层出不穷，劳动英雄赵占魁又以4亩1分1的纪录超过了他。战士们你追我赶，早起晚归，披星戴月，每天劳动10个小时以上，使领导不得不作出“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的奇特规定。

　　359旅的指战员们用惊人的毅力创造了非凡的业绩，结出了艰苦奋斗的硕果。1940年他们开荒种地5000多亩，1941年1.12万亩，1942年达到2.68万亩。1943年他们在个人之间、单位之间、劳动模范之间的劳动竞赛更加深入，劳动效率也更加提高。这一年全旅种地10万亩，收粮1.5万石，蔬菜590多万斤，实现了“2人1猪，1人1羊，10人1牛”的指标。全旅工业、商业和手工业的收益大幅度增加，完全做到了自给，荣获西北局赠送的“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到1944年他们开荒35万多亩，不仅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而且还向边区政府上缴了1万石公粮。全旅指战员还打了一千多孔窑洞，建成六百多间平房，置了一万多件家具和农具。经过全体指战员的艰苦奋斗，茫茫梢林坡变成了绿油油的庄稼地；坎坷不平的川沟，变成了一块块平整的水稻田；树枝野草搭的窝棚，变成了一排排整洁明亮的新窑洞。牛羊成群，猪鸡满圈。1943年7月，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视察时兴奋地赋诗称赞：“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处，破窑也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①原来荒芜的南泥湾，这时完全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更可贵的是部队在困难的时候节衣缩食，在生产自给有余的时候仍然勤俭节约，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他们本着“生产要多，消费要省的原则”，在部队已经达到了粮食自给的情况下，仍将瓜菜、红薯、山药蛋等掺和在粮食里做“八宝饭”吃，而且每天仍然坚持“两干一稀”。从1941年起，部队基本上没有向上级领过被子。战士们被子里的棉絮，早就滚成一团团的疙瘩了，可是发下新被子时，战士们谁也不肯要，说“哪天不打败日本鬼子，哪天就不换被子。”军服的供应改善了，战士们仍然保持著垦荒初期的艰苦作风。夏天，他们仍然光着膀子干活，宁肯叫背上被太阳晒掉几层皮，也舍不得穿上新军服；天冷了，他们也只穿上补丁叠补丁的破旧衣裤。上级发下的新军服，战士们都仔细收藏好，只在过节和检阅时拿出来穿一下。领到新鞋，也放在包袱里，平时就用马兰草和破布条打草鞋穿。这样，到了1944年，部队由延安南下轻装时许多战士还保存有两套崭新的军衣和几双鞋袜。临出发前，他们高高兴兴地将这些东西交给了上级，请上级转交兄弟部队。这就是南泥湾精神的真谛，不仅在逆境中求生存，而且要在顺境中求发展。

　　二、愚公移山，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创业精神

　　陕北地广人稀，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连普通日用品也靠外地输入，在文化教育方面更是落后。党和红军到陕北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白手起家建工厂、建学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被服厂、印刷厂、军事修械所等，总共不到300名工人。1938年，工业专家沈鸿满怀着眷眷爱国之情，从上海带来10部机器、7名工人和两箱科技书籍，从此边区有了机器厂。有了机器厂后，就可以扩建别的工厂。于是，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延安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石油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陕甘宁边区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日用品乃至军用品都可以生产，火药、子弹、迫击炮等轻重武器也生产出来了。1938年以后，边区的工业逐渐发展，特别在大生产运动中，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奋斗，使边区的工厂由1938年的4个发展到1944年的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区系统15个，军工局系统8个，中央管理局系统16个，联防司令部系统12个，各地驻军35个，各专署9个，各县政府8个，其他单位20个。边区的产业工人发展到1.2万多人，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很快地为边区公营工业奠基了相当雄厚的基础，起到了支援抗日战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障供给、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办起了若干工厂，为支持长期抗战、改善军队和人民生活服务。

　　在创办工厂企业的过程中，没有书，没有图纸，没有实验室，生产没有原料，国民党又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只能靠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渡过一道道难关。难民纺织厂开始只有8台机器10个工人，到1938年底，发展到45名工人，4台织布机，2台毛巾机，5台袜子机，1台弹花机。到1942年底，职工总数就扩大到370多人，房屋120间，窑洞210孔，可容千人的大礼堂一座。机器设备也有很大扩充，计有铁机38台，木机18台，合股机7台，整经机4台，落纱机100多台，还有车床、钻床、旋床和发动机等。这些机床、车床，有些是买的，大部分是沈鸿的机器厂制造的，还有些是难民纺织厂技师朱次复和工人改造制成的。边区的纺织工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1943年边区的公营纺织厂已发展到20多家，职工1300多人，产布3万多匹，可供部队、机关、学校人员所需要的70%。当时工人的工资最高只有28元，而军工局局长李强和工程师沈鸿的津贴只有20元。当时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想的只是怎样用矿石炼出铁，用铁制成枪炮，用三酸(硫酸、硝酸、盐酸)制成火药，用棉花织成布，用马兰草造成纸，用骨头、木材造成火柴，用牛羊油和食用碱造成肥皂，用机器制造更多的机器。他们想的是增加生产，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设边区，保卫边区，提高人民生活。他们什么苦难都不怕，是战胜各种困难的英雄，他们做手榴弹、做炮弹，是有爆炸危险的，也爆炸过，不少人还受了伤，但大家都不怕，仍坚持生产。再拿当年炼铁来说，他们自己动手打窑洞、盖厂房、修炼铁炉。没有耐火砖，就用陕北的白坩瓷土代替；没有焦炭，就用木炭来烧。就这样在一无设备、二无技术的情况下，工人们边干边学边试验，非常艰苦，也非常紧张。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炼铁，不知道哪儿会出煤气，有人看炉子时就中毒了，但是他们毫无畏惧，经过27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终于炼出了铁。留守兵团的兵工厂，1942年以前，每月生产的手榴弹只有五六千枚，1943年提高到每月产十万枚。用一部木料配合修理、残损的外国机器来探凿开采原油的延长石油厂和永平分厂，100%地保证了无线电台、各种机器工厂及一部分汽车和油灯所需的油料。民用工业方面，如纸张、印刷、油墨、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食盐等，都保证供给80%～100%。

　　在南泥湾开荒的359旅，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白手起家办起了盐业、土产、运输3个公司，还有饭店、商店、军人合作社、旅店、浴池和各种加工小作坊等。1940年9月，他们用一架祖孙三代人用过的织布机，在绥德的一座破庙里办起了大光纺织厂，王震旅长亲自在庙门上拟了一副对联：“动手动脚自给自足，同心同德爱国爱民。”1943年，大光纺织厂由1人发展到800多人，机器由1台发展到铁机45台、木机667台、织毛机23台；织布数量由开始时的年产273尺提高到9177尺，成为全边区3个先进厂中的第一名。全旅还在南泥湾土法上马，开展了纺纱织布热潮，到1943年，全旅产布9000尺，毛巾12万打，不仅能织出2尺4寸宽的土布，还能织出厚实的格子布、斜纹布、帆布、折子绸、华达呢，以及色彩鲜艳的花布，畅销陕甘宁边区各地。除纺织厂外，他们还兴办了1个被服厂、2个修械厂、2个纸厂、4个木工厂、3个军鞋厂、2所油坊、1个肥皂厂、3个铁厂、8所粉坊、6所豆腐坊和磨坊，开采盐井7个、煤窑2个。

　　诞生在抗日烽火岁月中的各种类型的学校，也是白手起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光辉典范。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经这样描写我们的红军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正是这一所所举世无双的“窑洞大学”造就了一批批杰出的人才，使陕北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人才的摇篮。当时创办的各类学校有：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行政学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西北工学、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等20多所院校。在环境艰苦、物质匮乏、战争频繁的历史条件下创办这么多所学校，只能因陋就简，白手起家。抗大便是在作过羊圈的石洞里进行教学的。学生入学后的第一课就是挖窑洞，他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桌子和凳子，还选用了一些石头当粉笔，又用石头给老师砌成了一个讲台，在洞口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草门帘。这样，就建成了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他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对此，毛泽东曾诙谐地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列主义。你们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

　　抗大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学生们的学习却更加刻苦。记笔记没有纸，就用旧线装书，翻过背面订成小本子；有的利用看过的书，把笔记写在书本的空白处；有的用桦树皮订成小本子记笔记。没有笔就用树枝作笔，在地上练习写字、做习题；没有墨水，就用锅灰掺水作墨汁。每天晚上，他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读得津津有味。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烛熬尽，才肯上床睡觉。有时，因石洞寒冷黑暗，他们便在外面看书。看累了，就眼望蓝天游云，漫谈讨论。正是在这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中，磨炼了学生们的革命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发展至极盛时期拥有12所分校和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数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战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指挥员，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位于杨家岭背面荒山中的陕北公学也是在半山腰的窑洞里创办的。学生宿舍既没有炕，也没有床，只是土台子加稻草，支一块木板就是课桌。窑洞里潮气很大，睡上一宿，蒲草和被褥就湿透了，天好时拿出去晒一晒，遇上阴天下雨，就只好在潮湿的铺上过夜。上课没有教室，教学没有课本，只发给每人一个小板凳，天好的时候，在旷野或宿舍前围着老师一坐，听老师讲课；天气不好时，就在窑洞里听讲。学校的伙食很单调，隔一个月或二十天才能吃一顿蒸馍，隔两个月才会一次餐(猪肉炖萝卜)，平常一日三餐不是小米饭化盐汤，就是小米饭煮萝卜汤。一日三餐都要下山吃饭，遇到雨、雪天，常常有一些同学从山上滑倒滚到山下，除了沾一身泥巴外，有时还会碰破头、崴了脚、打烂碗、撒了饭。尽管如此，同学们的心情非常舒畅、精神非常愉快。他们勤俭节约办学，艰苦奋斗生产。学校15天发一次灯油(用墨水瓶做的油灯)，半个月发一张纸，三个月发一支铅笔。于是，同学们利用星期天、节假日上山砍柴、割草卖钱以解决学习和生活用品的经费。在荒山野岭大面积开荒种地，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很多人一开始还有些猛劲，没几天就腰酸背痛、满手血泡，连锹把、镢头都握不住。尽管这样，同学们的积极性还是挺高，劲头也很足，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更没有偷懒当逃兵的。胳膊肿胀疼痛，就在晚间用热水洗一洗，手上打了泡，就用热毛巾敷一敷，第二天照样早早起来接着干。

　　1941年秋，党中央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为了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延安民族学院，把汉、满、蒙、回、藏、苗、彝等少数民族的男女青壮年紧密地团结到一起。他们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从天南海北汇集到延安，携手并肩，刻苦学习。学校每个季度发给每个学员一支铅笔和一个蘸水笔尖。他们用的墨水，是用变色铅笔的笔芯泡成的。这种铅笔每个学习小组每季度才能领到一支。因此大家用得特别节省，不断往里加水，直到没有一点颜色为止，真可谓“惜墨如金”。学校每月发一张展开的报纸那么大的纸，学员们就自己装订成作业本。晚上，十几个同学要凑到一盏油灯下学习。1943年春，民族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合并，统称延安大学。

　　总之，这些大学都是革命的熔炉，为革新社会、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国后的经济建设输送了大批的人才。

　　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道德风范

　　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政军领导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用他们的自身形象和实际行动实践着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工作起来往往是废寝忘食。他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有时连续几天几夜都不休息。英国记者斯坦因第一次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从下午3点一直讲到深夜3点。斯坦因佩服地写道：一入夜晚，裁几次提议告别，但他都不听，直到早上3点钟，我最后决定要走，我已经神色困倦，四肢发痛，眼睛发红，而他却是清醒活泼，谈吐不乱，一如昨日下午一样。那时，每天一早，当机要人员送来电报、文件后，他总要先看一遍摘要，如有急需答复的，就立即答复。如果急需处理的文件多，他就一直工作下去，连早饭也不吃，直到晚上才吃早饭。为了让他掌握工作时间，工作人员想给他搞个钟。而毛泽东却说，不要钟好，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自由。什么时候工作做完，就什么时候睡觉。

　　为了用革命理论指导实际的斗争，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写了大量著作，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使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在陕北的窑洞里，在煤油灯下，毛泽东经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写《论持久战》时，他已经是一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眼睛布满了血丝，饭也吃得很少。身边的警卫看到毛泽东这样劳累很担心，总想瞅个机会劝毛泽东休息，可毛泽东的眼睛总是不离开纸和笔。半夜里，警卫员送来夜餐后，轻轻地说：“主席，吃饭吧。您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毛泽东却说：“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说着话，手中的笔仍没有停。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再一次恳请主席吃饭、休息，毛泽东才抬起头微笑着说：“好，我吃过饭马上睡。”谁知，当警卫员来收拾碗筷时，看到毛泽东还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写着。桌上的饭菜，一筷子也没动，早就凉了。就这样，一连过了五六天，毛泽东一直没有好好休息。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他也是这样，一连几天都没休息了，警卫员几次劝他休息，他总是一面答应，一面仍在继续埋头写作。看着他消瘦的面庞，布满血丝的眼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着急，便想方设法劝他休息。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作。几个警卫员坐在一起商量，让年纪最小的、十几岁的勤务员小王去“强迫”主席休息，小王走到主席跟前，坚决地说：“主席，您该睡觉了。”他伸手把桌子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主席睡觉的炕头上。主席无可奈何地放下笔，缓缓地站起身来说：“好吧，我马上就睡，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小王坚持说：“我要等您上了炕再走。”主席看他那股认真劲，笑着上床躺下。大家见小王完成任务，高兴极了，都放心地睡觉去了。第二天清早，当他们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时，发现主席仍在灯下全神贯注地写作。外边站岗的同志告诉他们说：“你们那个办法又失败了，昨天晚上你们刚走，主席就起来了，一直工作到现在。”正是凭借这种刻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写下了篇篇雄文，指引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方向。

　　毛泽东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一天夜里，西北风刮著窗纸“哗哗”直响，警卫员生了盆火放在毛泽东的脚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警卫员正准备给毛泽东送水，却听到毛泽东在喊他，跑进去一看，毛泽东正弯着身子脱棉鞋，两只鞋上冒着青烟，原来是毛泽东的棉鞋被烤着了。警卫员赶快过去帮毛泽东把鞋脱下来，随手把暖壶的水浇在棉鞋上，火灭了拿起来一看，一双棉鞋烧坏了好几处，棉花都露出来了。毛泽东望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哈哈大笑说：“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警卫员这时趁机劝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还是那句话：“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儿就睡。”说完又继续写，一直到很晚才睡下。

　　毛泽东的生活十分简朴，他和大家一样，每天三钱盐、五钱油，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不少同志多次提议给毛泽东增加伙食费，都被他谢绝了。他总是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的统一规定，大家都要一样嘛！我怎么能搞特殊呢?”警卫员贺清华曾给毛泽东打过一双袜子，毛泽东一直穿着。天长日久袜子都磨破了，上面补满了补丁，疙疙瘩瘩的，毛泽东还舍不得丢掉，一连穿了四年，直到无法再穿为止。在杨家岭住时，天已经很冷了，战士们都已穿上了新发的、又暖和又整齐的棉衣。可毛泽东仍穿着那件已经穿了四年的灰土布破棉衣，两个胳膊肘上，也不知补过多少次补丁了。工作人员几次要给他换一件，他就是不肯，说现在边区经济很困难，大家生活都很苦，我们应该省吃俭用，这件棉衣破了，洗洗补补还可以穿。警卫人员看到毛泽东穿着破旧的棉衣，顶着刺骨的寒风到各单位开会、作报告，很过意不去，就搞了几尺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给毛泽东做了一件新棉衣，趁他休息的时候把旧的换了出来。哪知毛泽东起床后，说什么也不肯穿这件新的，仍要那件旧的。警卫员告诉他那件已经拆了，就是洗干净也烂得缝不起来了。毛泽东无奈地说：“那就给我领件普通的灰布棉衣，和你身上穿的一样就行了。”为了节约煤油，毛泽东每当晚上考虑问题时，总把灯芯拧得很小，写作时再把它拧大。毛泽东喜欢吃辣椒，但从不准伙房用油炒辣椒，并对管理员说，这是一条纪律。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作为主席虽然日理万机，但和大家一样抽出时间开荒地。身边工作人员劝他说：“主席工作很忙，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毛泽东却笑着说：“那怎么行，大生产运动是党的号召，我应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当毛泽东得知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主动帮助边区政府克服困难时，立即表示赞成，说他也缴一份。当有人说他的工作太忙，公粮由大家代缴时，毛泽东说，请客看戏可以代替，缴公粮可不能代替。自从确定了工作人员要缴公粮后，毛泽东又增加了许多劳动时间，农忙季节，如除草和秋收时，他一周常常参加三、四个下午的劳动。这些平凡的行动，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和教育着身边的干部和群众。

　　自遵义会议以来，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忘我的工作，具体组织落实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比其他同志都睡得更晚，起得更早。在毛泽东休息时，除了有特急电报外，他都不去打扰毛泽东。前线来的战况情报，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和地名，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毛泽东阅示，以减轻毛泽东的负担。周恩来在延安的13年中，出生入死，深入虎穴，在险恶的环境中，机智周旋，掌握斗争形势，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在西安事变中，我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对此很多人不理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周恩来既要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又要做留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工作，还要做张、杨部队中不同派别的工作，特别是还要直接同蒋介石的代表谈判。他为广泛争取抗日力量，废寝忘食，沉着机智地同各方不同意见及各界人士进行交谈，终于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为了抗日战争，周恩来经常来往于延安和武汉、重庆、南京、上海之间，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开展工作。在武汉，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组织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队伍，动员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三厅厅长，延揽了阳翰笙、田汉、胡俞之、杜国庠、冯乃超等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工作。他们成立了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到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演出，把不同爱好的文化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经常就时局问题同冯玉祥交换意见。冯玉祥很同情支持我们，不仅帮助我们印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还向延安图书馆捐赠了大批图书。在重庆、上海，周恩来一直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做着大量的统战工作，进行着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斗争，扩大了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生活上，周恩来不仅在行军打仗中和战士一样，两身换洗的衣服、一床毛毯便是全部的财产，而且在重庆、南京、上海的花花世界里也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因日夜操劳，身体更加消瘦，鼻子也经常出血。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要乘火车到石家庄同卫立煌谈判。警卫人员为照顾他的身体，便想给他买包厢票，他坚决不同意，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像有钱人那样呢?”大家又想改买软卧票，又被他坚决制止，最后只好买了硬席票。火车到石家庄后，卫立煌对此很吃惊，认为一个高级领导这样廉洁奉公，真是可亲可敬。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因兼任国民党政治部的中将部长，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每月有几百元的薪水，加之写文章的稿费，收入很可观。可他对平时的日用品仍是能不买就不买，能买次的就不买好的。出席会议和会客时也总是穿着那件穿了多年、已磨毛了边的旧裤子，工作人员多次劝他买一件新的，他总是不肯。每月的薪水，周恩来只用去很少的一点，剩下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周恩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严格要求自己，他经常往返于西安、延安之间，时常住骡马小店、睡通铺、吃素菜。一次，他从西安回延安的途中遇上天降大雨，道路泥泞，赶到洛川县城时天已黄昏，便临时决定住在一家旅馆里。吃饭时，勤务员想买一荤一素给他吃，可他却说：“来一个白菜豆腐汤，炒一盘豆芽就很好。”勤务员说：“你要的菜都没有，只有红烧肉、炒肉片和炒鸡蛋。”周恩来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便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延安的同志都在吃黑豆，吃山药蛋，我们应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一天，他经常画地图用的半截铅笔头不见了，竟千方百计地让工人员找回来，并对大家说：“你们知道这些铅笔是怎么来的吗?不管是买来的，还是领来的，或是从敌人那里搞来的，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自己造出来，我们要靠金钱和鲜血去换来。我们进行过长征，吃过很多苦头，如今在陕北安了家，可不能大手大脚啊！铅笔还可以用上几天，不要认为这仅仅是半截铅笔，这是我们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就是这样，与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在大生产运动中，为克服困难，他带头纺线，并被评为纺线能手。

　　延安时期刘少奇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党的白区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的光辉典范。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失败的动乱局面下，深入敌后，和北方局的其他同志一道，建立了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成了华北人民所依靠的、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另外，刘少奇根据自己多年领导党务工作的经验，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大量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著作，在党内有着很大的影响和教育意义，成为党务工作者的楷模。

　　刘少奇严于律己，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以身作则，首先做到。他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胃病，曾多次吐血。到延安后，他和大家一起吃粗米淡饭，总是默默地忍受着因饮食不适而引起的胃痛，生活上从未提出过特殊的要求，而且在困难的时候，他还带头到地里去挖野菜充饥。一次，报社发给刘少奇两千多元稿费，勤务员拿着稿费心想，这回有了钱，该好好改善改善生活，给他补补身子了。可当勤务员把钱交给刘少奇时，他说啥也要把钱退回去，还说：“现在敌占区的老百姓都没饭吃，解放区生活也有困难，咱们替人民办点事，不能额外再要报酬，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刘少奇就是这样地严格要求自己。他到北方局时，中央交给他几万法币，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坚持按中央规定，每月只领5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吃剩的饭菜，他从不允许倒掉，都是留着下次再吃。领到的衣服、鞋袜，也总是补了再补。他穿的一件皮大衣，还是新四军时发的，许多地方都磨成了光板，布面上补丁摞补丁，破得几乎无法再补了，他仍然不让换。一次，后勤部的同志背着他，拿走换了个布面，他知道后批评这个同志说：“现在前线战士爬冰卧雪，穿衣服都很困难，我们有这个穿就不错了，怎么还能搞特殊呢?”从这以后，刘少奇给身边工作的同志订了一条规定：凡是他用的东西，不经他允许，谁也不能随便拿去换新的。

　　朱德既是一位叱咤风云、运筹自如、统率着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总司令，又是一位谦恭和气、通情达理、没有一点架子的普通士兵。他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朱德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时候。为此，他对边区的经济建设十分关心，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完成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提出了解决边区困难的措施和方法。他曾亲自上南泥湾考察、选点，并亲自拟定开发计划。他号召部队要既能打仗，又能生产，“背上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多生产一颗粮食，多增加一份战斗的力量”。他虽已年近六旬，仍然身先士卒，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位于八路军总部大门西侧有一块河滩地，朱德和康克清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有空就到地里捡石头，平整土地。朱德时常一大清早就背着粪筐在路上捡粪，有时天快黑了，还在地里除草、浇水、施肥等，常常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在朱德的精心耕种下，这块地里的白菜、黄瓜、西红柿、土豆等蔬菜长势好，成熟早，产量也高，干部和战士都称其为“小南泥湾”。朱德还带头纺线，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辆纺线车，凡是来给他汇报工作的同志，他首先要问会不会纺线，若不会他就手把手地教，学会后再让汇报工作。

　　朱德身为总司令，生活却十分简朴，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的本色。他坚持和总部的同志们一起吃大灶。有时吃顿白面，工作人员把饭送来后，他还要亲自去看同志们是不是吃的和自己一样，唯恐给他特殊照顾。一次，司务长搞来一些菜，考虑到总司令年纪大，为了他的健康，想让他多吃一些。朱德知道后却严肃地说：“人的嘴都一样，应该分给大家吃。”南泥湾打猎队打了不少野猪和豹子，他们听说朱总司令铺的、盖的都很单薄，就准备送一张豹子皮给他铺，结果被他断然拒绝，并说：“你们这是做啥子吗?给我进啥子贡哟！我们党是不兴送礼这一套的。”他的衣服和鞋袜总是补了又补，不愿换新的。为了节约开支，他用马尾作牙刷，盐水漱口。他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棉被，一直带到北京，用了二十多年。他经常教导战士们：“我们的军队要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要和人民一样生产和节约，不能搞特殊化。这样，我们的军队才有力量，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朱德衣着朴素，平易近人，所以当他和普通战士在一起时，人们很难辨认出他就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正如续范亭在《赠朱总司令》的诗中所写：“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任弼时1936年10月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1937年8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不久，他受党中央的派遣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住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直到1940年3月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还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会、青年团、妇联及西北局的工作。任弼时一向对工作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恰似一匹沙漠里的骆驼，默默地奉献着。他不仅是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直接领导者，也是普通劳动者，他和机关干部一起开荒种地，并在中央机关开展的纺织比赛中，获得了“纺织能手”的光荣称号。与此同时，他还是党的七大筹备工作的直接主持者，负责组织对代表的选举、审查、接待，准备大会的文件，选择大会的会址，并参加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开幕后，他担任大会的秘书长。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任弼时担任中央机关直属支队的司令员，负责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不仅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还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居住、物资供应、安全警戒、敌情侦察等工作。他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但工作起来，常常忘记自己的病情。

　　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腹部受了重伤，弹片打进右侧肚子里，伤势长期未愈。按中央组织部的规定，凡一等残废军人每月发给残废金30元，可王稼祥却坚持不要。他说：“我的生活和陕北贫穷的老百姓相比好多了，可以把这些钱省下来给有困难的同志嘛！”由于王稼祥的伤势时常复发，再加上工作很劳累，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军委后勤供给部批准他的伙食费可以实报实销，但他仍是每餐一菜一汤，很少吃肉，每月报伙食费，他都要亲自过问详细情况，决不准超过伙食标准。

　　彭德怀的廉洁作风也出了名。他从不搞一点特殊，当时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部队生活很苦，他到连队检查工作，总是战士吃什么，他吃什么。一次，他到某连，司务长从柳梢上捋点树叶当馅，把高粱面里加点榆皮面当皮，包了100多个饺子，准备给他和警卫员吃。结果，他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做法，叫连干部把战士集中起来，当面把饺子分给战士尝尝，自己却吃窝窝头。他的一件棉大衣穿了七八年，补了三四个补丁，两处露棉花。司务长拿着一件新大衣让他换，他就是不换，说：“你们调查一下，驻地老百姓的棉衣穿几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现在是战时经济困难时期，军民要同甘共苦，才能团结一致，坚持长期革命战争。”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部队爬山越岭，行军打仗，很费鞋子。可彭总穿的那双布鞋，八九个月一直没有换过。春天，鞋前头磨破了，两个大拇脚趾都要露出来了，走起路来，沙土直往里灌。警卫员要给他换双新的，他风趣地说：“穿着露脚趾头的鞋通风凉快，不长脚气，好处多着呢，换它干哈。”秋天，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彭总的鞋底又磨穿了个洞，走起路来鞋里就灌满了泥水。警卫员又要给他换，他却说：“鞋底穿了个洞又一条好处，里边存不住泥水，走起路来方便。”冬天，大雪纷飞，可彭总还是穿着那双破布鞋，坚持不换，说：“运来的东西不多，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行军打仗，没有鞋穿怎么行啊?”

　　从上述事例可见，我们的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中，用他们自身的行动，教育和影响着广大军民，成为凝聚根据地军民的核心。美国作家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看到毛泽东住简陋的窑洞，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南瓜汤；看到周恩来睡的土炕，林伯渠戴的是断了腿的用一条绳子系着的眼镜时，他断言：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俭朴的工作作风，必定会产生一种夺取革命胜利的伟大力量。

　　四、同敌人奋战到底、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成功，在于奋斗，也唯有奋斗才能成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一场殊死的战争。延安是敌后抗战的指导中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延安的窑洞里，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制定出一整套推动抗战、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并随时改变不适当的部署，提出新的策略方针和任务，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在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洛川会议后，八路军115师、120师和129师先后经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前线，一方面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政府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八路军主力抓住有利战机，在华北相继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打乱了敌人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并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抗击了75%的日军和全部伪军。

　　然而，八路军战士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作战的呢？1940年9月30日，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在《为第八路军募捐四十万寒衣代金致各级政党军民的信》中说：“八路军是第一能打仗的军队，也是第一穷苦的军队，战士们没有饷，一个兵每月只花费国家几毛钱，有时连草鞋也穿不上，赤脚在霜雪地下跑；没有衣服，有的冬天还穿着单衣，他们单衣赤脚还在为民族为老百姓打仗流血。”

　　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后，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既要保卫从宜川到神府蜿蜒千余里的河防，完成阻止日军西渡的艰巨任务，又要对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侵扰，任务十分艰巨。从宜川至府谷这段黄河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唯一通道。河防得不到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而且势必严重影响党中央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从1938年3月至1940年，日本侵略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发起数十次进攻。日本凭借飞机、大炮等装备上的优势，并且使用毒气弹，企图强渡黄河，速战速决，摧毁边区。但是留守兵团以及增援的359旅，与边区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修筑了上千里的坚固河防工事，并在晋西北主力部队的有力支援下，经过70余次大小战斗，终于粉碎了日军的进攻。

　　对留守兵团来说，最经常、最复杂的还是进行反摩擦斗争。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他们到处袭击八路军，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捕杀工作人员，并先后袭击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县城。在边区东部绥德地区，他们煽动反动分子叛乱，迫害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边区治安。在这个紧要关头，359旅奉命由燕北进驻绥德，迅速平息了武装叛乱，控制绥德地区，使陕甘宁边区获得统一和安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和3个保安旅、10个保安队共40余万军队，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挑起摩擦战斗，侵占我边区地盘。对此，边区军民一方面用战争打退敌人的进攻，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向世界介绍自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发展情况，详细地揭露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周围制造的摩擦事件和修起的三座碉堡封锁线的反动行径，还把包围边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一一公之于众，使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完全暴露。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也被完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其在两次反共高潮中的失败并不甘心，又借1943年5月第三国际解散的时机掀起了酝酿已久的全国性的反共高潮，他们除包围边区南线的10余个师虎视眈眈地做好进攻准备外，还把对付日军的河防部队调到陕甘宁边区边界。一时车轮滚滚，尘嚣九天，民众惊骇奔走相传中央大军就要大举“剿共”。边区上空战云密布。当时，国民党的计划是先夺取关中，再攻占陇东，然后沿宜川、洛川、耀县、淳化、旬邑、固原之线，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在这内战危机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彻底揭露、坚决斗争的方针，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向国内外发出了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朱总司令两次向蒋介石、胡宗南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留守处萧劲光主任也致电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驻军将领，呼吁团结，消弭内战危机。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与此同时，我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前方后方都做好了随时迎击敌人的战斗准备。边区部队全体指战员，人人摩拳擦掌，枕戈以待。由于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的揭露，使其在全国人民中被孤立起来，在国际舆论上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边区军民又充分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故使国民党无机可乘。加之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转折关头，苏联、英国和美国都反对中国内战，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暂时搁置进攻边区的图谋。这样，来势凶猛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也被制止了。

　　总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反摩擦的胜利，这无疑是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的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正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我军粉碎后，便集中90个旅近70万军队向山东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3月13日，胡宗南以15个旅14万之众，由洛川、宜川地区分两路进攻延安，又从上海、徐州调来75架飞机，对延安实行狂轰滥炸，仅进攻的第一天就投弹59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坚持在第一线，决不先于群众撤离，在最后一批人员撤离之后，才离开王家坪，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转战陕北的一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在这一年严峻的战争岁月里，党中央毛泽东和根据地军民一道，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利用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几乎每天都是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度过的，白天行军，太阳像贴热膏药，紧紧贴在身上；夜里行军，崖陡沟深，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山涧里去；遇到暴雨，眼睛睁不开，气也喘不出来，衣服湿得贴在身上冷得发抖；时常和敌人擦肩而过，有时竟与敌人同宿一山，山下是安营扎寨的数万敌军，山上便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他们和老乡一样吃整黑豆、整玉米、小麦粒、粗高梁、米糠做成的糠窝窝等。为了调动敌人并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他们跋山涉水，穿越了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12个县，行程1000多公里，先后在陕北37个村庄居住，胜利地指挥了清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沙家店、宜川等战役。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彭德怀同志指挥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爬山越岭，如蛟龙戏水，游行于千山万壑之中，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经过13个月的征战，我军共歼敌10余万人，收复与解放城镇22座，牵制住了胡宗南部，使其陷在西北战场动弹不得，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

　　①《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4页。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