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

　　以下的四段文字，是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军第四军在闽西古田所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摘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这个决议，是我党建党建军的最宝贵文献之一，其中许多部分直到今天，还有其现实意义。

　　极端民主化

　　一、江军党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确实减少了许多，如党的决议之比较的能够执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口号之没有人说了，都是事实。但在实际上，这种减少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减少罢了，决不是在一般党员的观念里头，根本肃清了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毒根还深中在许多同志的心中，如决议案之执行，种种表示勉强的态度，就是根据之一。

　　二、纠正的方法：

　　第一，是从理论上扫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必然走到革命的失败，同时亦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反革命寿命的延长。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农民生产及城市小资本)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客观上实在是反革命思想的一种。具有这种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纠正而任他发展下去，必然的要走向反革命道路。

　　第二，是在实行组织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一)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二)上级机关要明瞭下级机关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

　　(三)党的各机关决议事情，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便须坚决执行。

　　(四)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的传达到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其方法就是开活动分子会，或支部以及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报告。

　　(五)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澈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非组织意识

　　四军党内非组织意识，表现在各方面的很多，最显著的有如下三种：

　　一、非少数服从多数：

　　如提议被否决，表现非常的呕气及不诚意执行党的决议案，那是这一种的例子。

　　纠正的方法：

　　(一)会议上要使到会人数量发表意见，明瞭对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下去。一次不能解决，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期于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意见在党的第一次会议失败后，后一次会议未开之前，必须拥护多数的决议，除在后一次会议得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二、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并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红军党内的批评很多不明白这种意义，而误用了去攻击个人，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而且毁坏了党的组织，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意义，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完全不能利用批评去做个人攻击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批评，这是因为没有建设党的组织的政治意义于一般党员的观念之中，因此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组织外没有什么区别的原故。这种结果亦足引导党走上毁坏的道路。纠正的方法，就是建设党的组织的政治意义于一般党员的观念之内，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肃清一切不负责任的给群众以坏影响的非组织的批评。

　　三、略

　　绝对平均主义

　　一、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曾经有一时期发展得很厉害，经过多少奋斗，确实减少了好些，但还有许多渣滓残存着。如发给伤兵的用货，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工作需要，而认为不平等制度；分东西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只要平均背；分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打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付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一个人抬了去。以上这些例子，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并没有从群众的头脑里根本的去掉，所谓去掉了一些，只是部分的或形式的罢了。

　　二、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实在是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的一样，都是手工业小农经济的产品，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方面罢了。

　　三、纠正的方法：在理论上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物质的分配亦常按照个人及工作的需要，决然无所谓绝对平均。在红军内物质的分配，应该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如官兵薪饷平均等，因为这是现时环境中红军斗争的需要。但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唯心观念

　　一、唯心观念，在红军党员中非常浓厚。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之大的妨碍。因为政治上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唯心的批评精神，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其结果，往往酿成党内无原则无意义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除开唯心的批评精神之外，还有应该要说及的，就是非政治的批评精神。批评的任务，不明白最大的是指出政治错误，其次才是指出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生活缺点及小的技术方面，如果不是与政治及组织的错误有密切的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技术的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寻常技术方向，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必然要忘记党的任务，这是最大的危险。红军党内技术的非政治的批评精神，是和唯心的非科学的批评精神一样，必然要得到(而且已经得到)它的最坏的结果。

　　二、纠正的方法，唯一的是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如此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肃清唯心的和技术的精神。说话要有证据，讨论要注意它的政治意义。

　　斯大林论平均主义

　　……马克思和列宁说：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间的差别，甚至在社会主义之下，甚至在阶级消灭以后，还将存在；只是在共产主义之下，这个差别才会消失。因此，甚至在社会主义之下，“工资”也应按照各人劳动而发给，而不应按各人需要而发给。可是我们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中的平均主义者，竟不同意这点，却以为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这个差别已经消失了。究竟是谁对呢：是马克思和列宁对呢？抑是平均主义者对呢？应该认为，在这里马克思和列宁是对吧。(“新环境和新经济建设任务”)

　　我们再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的问题来说。……

　　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而且差不多是很初步的。

　　然而在一部分党员中，对于这个问题却有一大堆糊涂观念，他们认为：党既宣布劳动组合为集体农莊运动底基本形式，那末，党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就由公社，由集体农莊运动底最高形式退回到低级的形式。试问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在劳动组合中没有平等，因为在劳动组合里，在各组员们底需要上和个人生活上保存着差别，而在公社中却有平等，因为在公社里，各社员们底需要和生活状况都是均等的。仍是第一，在需要方面和个人生活方面实行均衡、实行平均制的那种公社，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存在了。实践已经证明：如果公社不放弃均等制，不在事实上转变到劳动组合底状况，那它就一定已经灭亡了。所以，根本就用不着援引在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第二，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是一个真正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均制度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谬论，这种谬论是只适合于某种原始的禁欲主义教门，而不适合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因为决不可能要求所有一切人们都有彼此一样的需要和口味，决不可能要求所有一切人都过着一个模样的个人日常生活。而最后，难道在工人中间不是也保留着一种在需要和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差异吗？这是不是说工人是比农业公社社员离社会主义离得远些呢？

　　这些人显然认为社会主义是要求把社会组成员们的个人需要和个人日常生活都平均起来，划一起来，均等起来的。不待说，这种设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毫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所瞭解的平等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第一，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是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第二，在生产资料转换归社会公有以后，对于一切人都是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三，一切人都有按其所能而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其劳动而领取劳动报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第四，一切人都有按其所能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其所需而领取劳动报酬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底出发点是：各人底口味和需要，无论就质量或数量来说，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在共产主义时期，都不会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样和彼此平等的。

　　你们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马克思主义未曾承认而且现在也不承认其他任何平等。

　　如果由此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要求把社会组成员们底需要都平均起来，划一起来，均等起来，要求把他们的口味和个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来，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一切人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同量的饮食——那就是庸俗的说法和诽谤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是平均制度的敌人，瞭解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痛斥那种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并因为它鼓吹“普遍禁欲主义和粗鄙平均思想”而称它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其“反杜材论”一书中，曾辟出整整一章来痛斥的批评杜林所提出来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立的那种“急进派的平均思想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曾说：

　　“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底实在内容是归结于要求消灭阶级。任何超过这一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舍得出荒谬的结论。”

　　列宁也这样说：

　　“恩格斯写得千真万确：平等概念除消灭阶级而外，就是最荒谬的一窍不通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教授们曾企图藉口于平等概念来诬蔑我们，硬说我们想把一切人都弄得一模一样。他们曾企图拿他们自己臆造的这个谬论来归罪于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们由于自己昏暗无知而不知道社会主义者——而且正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平等二字若不瞭解为消减阶级，那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是想消灭阶级的，而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主张平等的。可是，如果期望我们能把所有一切人都弄得彼此一模一样，那就是最空洞的词句，就是知识份子的拙劣的杜撰了。”(列宁：“论用自由平等口号来欺骗群众的把戏”，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二九四页)

　　这样看来是明白了。

　　资产阶级作家们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描写成为一切都服从平等“原则”的旧时沙俄营房可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对资产阶级的作家们这种无知与愚钝负责的。

　　(“联共中央在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整风文献/《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影印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