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朴素，大公无私”何维忠

　　何维忠(1903—1981)，1903年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献冲镇。1926年参加秘密农会，家属7人均被反动派杀害或逼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八军经理处会计，供给部出纳科科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供给处主任，军团供给部副部长兼会计科科长，第十七师供给部部长，军团供给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南下支队供给部部长。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时，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并始终在生产第一线担任具体的领导工作，将昔日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为此受到边区政府嘉奖，毛主席亲笔为他题词“切实朴素，大公无私”。解放战争时期，何维忠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西南军区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5月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8月18日在北京逝世。

　　何维忠从参加革命工作开始，直到从总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一生所经手和管理的钱财无数，却从来未利用职权谋取过私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曾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何维忠一直在后勤部门管钱管物，真的没有一点问题?”结果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他身后也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个人财产，真正做到了一生清白，廉洁奉公。他不善言谈，不懂交际，但为人清正廉洁，做人做事都非常认真，为了原则甚至不惜得罪人。因而，“切实朴素，大公无私”这一题词，是对何维忠一生品德与作风的高度评价和真实写照。

　　在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供给部的职责是保障全旅的物质供应，解决好官兵的吃、穿、用。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始终参与具体领导工作，拟定生产计划，开荒屯田，兴办工厂，组建运输队，创建股份制的“军人合作社”，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无数困难，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树立了清正廉洁的榜样。

　　拟订生产计划

　　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的初期驻防绥德，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在敌人封锁下，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供给部通过向开明绅士反复做工作筹借了一部分粮食，又从各地赊欠了一些货物开设了商店，暂时解决了一点经费。可是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费，有一段时间，部队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粮吃的严重地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王震旅长找到供给部部长何维忠仔细研究，叫他积极准备，拟定生产计划。

　　经旅军政委员会决定，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原则是：统一管理，分散经营，大家动手，各尽所能。在经营方针上，决定以农业第一，工业与运输业次之，商业第三，其他如副业和小型手工业等，只要条件允许也不放弃。在组织领导上，决定以旅首长、供给部长、各团首长组成旅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全旅生产自给运动；团、营、连各级亦由一定人员成立领导本单位生产的组织。另外，还规定各级要设专职生产干部，如旅直设生产副官，团设生产副团长，营设生产副营长，连设生产副连长等。全旅生产业务，由旅供给部负责领导，并提出“不让一人站到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全旅上至旅首长，下至炊事员、饲养员，一律参加生产。干部要以身作则，在生产中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动手动脚。在生产时间上，除每个连队挑选在生产上有经验的和愿意长期搞生产的同志组成10人到14人的生产组，负责生产上的经常事务外，其余同志一律以8个月的时间进行训练，2个月至3个月的时间参加生产(其余1个月作为机动时间，后来也大部分用来进行生产)，以保证完成部队生产自给的任务。1940年春，三五九旅在驻地绥德、米脂、吴堡一带兴起开荒生产热潮。

　　开展多种经营

　　1941年春，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后，为了全面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何维忠带领三五九旅供给部人员开动脑筋想办法，组织人力开展多种经营，兴建了纺织厂、制鞋厂、肥皂厂、造纸厂、榨油厂、酒厂，挖煤、烧炭、熬盐，只要是部队需要的就千方百计自己动手生产。

　　为了解决部队穿衣问题，在1940年下半年试办了一个大光纺织厂，并在延安掀起了纺纱热潮，上到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家属，每人都承担了一定的纺纱任务。为了提高纱的产量，何维忠仿照自己家乡湖南平江的样子，制造了一架纺车，又仿照湖南浏阳的纱锭，制造了锭子，起名叫“平江式纺车”。王震旅长亲自参加纺车试验，他从各方面对这架纺车的性能作了考察，从晚八点钟一直搞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最后，他高兴地说：“马上集中工人仿造，制好后先送一架给毛主席。”由于“平江式纺车”性能良好，很快推广到各团。原先三尺长的一手纱，车子要摇六七转，现在只摇三四转就够了。原先每人每天只纺一两至三两纱，现在可纺织四两至十二两纱。随军家属也利用一切空隙时间，纺纱支援工厂。毛泽东就是用“平江式纺车”超额完成了自己的纺纱任务。

　　1941年1月至3月，何维忠每天到大光纺织厂亲自抓职工教育和生产制度建设，很快建成了一整套半军事化管理的兵工制度，工厂生产迅速走上了正轨。到1942年春，大光纺织厂已有有铁机45部、木机66部，此外还有织毛织品木机23部，共计有棉毛纺织机130部。平均每月出宽面布千匹左右，毛巾约五百打，毛毯约一千五百条。织出的毛毯和毛巾，大部分卖给边区老百姓。织出的布，除自制军服以外，为了鼓舞边区群众生产自给，还抽出一部分低于市价出售给群众。织布厂建立以后，每年供给全旅指战员棉衣一套、衬衣两套、单衣两套、帽子两顶、粮袋一个、绑腿一副、子弹袋一条，另外还补充了一批棉被。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认真贯彻朱总司令的屯田政策，开发和建设南泥湾。全旅确定各团副团长任生产团长，在供给部的具体指挥下，开展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多种生产。同时也发展手工业、小户工业和商业。全旅上下开展了开荒种粮、养猪养羊、自办工厂等大生产运动。后勤部还采取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团与团之间根据各自的生产计划，互相开展劳动竞赛，取得了各业大发展。据何维忠后来回忆说，当时为了落实毛主席提出的供给方针，部队主要是开展农业生产，工业主要是供给部负责，各团也开展一些小型的主要是毛巾、织布等的生产。他回忆到，纺织厂开始在绥德，后来搬到甘谷驿。起初只有一小部分洋纱，我们办了司务长训练班，有个司务长说他会织布，就让他用那点儿洋纱试织，织得很好，我们就想办法搞。没有纱源就发动老百姓纺，可他们都是用手捻的，粗得不能用，我们就改用纺车纺纱，后来，国民党知道了，对机线进行封锁，我们就全部自己动手纺线，经反复试验终于成功了。何维忠意味深长地说：那时搞纺织，机器很困难，我们在绥德时已有半自动化的铁机40多架，当时迁家都运到甘谷驿，其中有2架是铁制的，其余都是铜铸的，因为铜铸的自己可以修理。纺织机的样式是在山西搞来的，然后仿制而成。当时就织出好几十种布，但染花布的技术是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帮助搞的。我们给他们些制服，并帮助他们开荒种地。染军布则是我们自己搞的，开始用煤烟灰染成灰色，一洗就发白，不行。后来用黑格兰树根皮染，发动部队上山挖，七一八、七一九两个团就挖了万把斤。布是在延安染的，把黑格兰树根的皮用水煮，再加矾、加碱，染成黄绿色，还不褪色，很好。每年都这样搞，终于克服各种困难，渡过难关，

　　1942年冬，战士们穿的棉衣，就是用自己织的毛布做的，穿起来不但很暖和，而且很好看。一次有几个战士到老乡那里帮助开荒。一群刚从河南逃到陕北的难民，用惊喜的眼睛看着战士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穿黄呢子的军队呢！”当时全旅人员，人人都有一套毛衣，有的还有两套。战士们的手套、袜子、鞋面子，都是利用闲暇时间捻毛线自己打成的。

　　“大光肥皂”在当时和“日光皂”一样受人欢迎，大光肥皂就是三五九旅自己的肥皂厂制造的。当时大光肥皂厂出产的肥皂、擦枪油、粉笔、牙刷、牙粉等日用品，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它在当时边区被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解决了军民生活的必需品，换取了边区缺乏的物资。这对部队供应和繁荣边区经济等，均起了不小的作用。

　　部队办公离不开纸。后勤部从西北请来了技术工人建立了造纸厂，开工后的头十天就生产了粗纸320刀，接着又用几百斤烂麻绳头作原料，生产了大、小两种麻纸。随后又制造了可供制鞋、包点心、制书皮、制纸盒等用的厚草纸，大量出纸后，原料又发生了问题，为了解决原料，找到了代用品。在南泥湾茂密的野草中，有种马兰草，它的繁殖力特别强，到处都是。于是就用这种草制造马兰纸，原料的供应就源源不断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部队初进南泥湾时吃油和照明用油都很困难，不仅要跑很远的地方买油，有时因为部队需要量大还不易买到，同时经常买油也增加经费开支的困难。后勤部建立了一个小型榨油厂，把自己种的麻子、豆子等原料榨成油，于是部队吃油和照明用油的困难也就解决了。

　　为了把三边的食盐和工厂生产的布匹、毛巾、肥皂、纸张等推销出去，满足广大军民的需要，旅供给部组建了骡马运输大队，全旅营以上各级指挥员的乘马全部集中，旅运输大队共有健壮骡马八百匹和骆驼一百多头。运输大队常年往返于边区的延安、延川、绥德、米脂等地，又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将边区土特产品运往国民党统治区的口岸临镇、马头关等地，换回药品、工业品和日用品。骡马运输大队保证了陕北高原的运输和贸易，受到边区军民的普遍欢迎。

　　由于三五九旅全军上下辛勤劳动，生产上取得了辉煌成绩，使部队供给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如1942年前，部队每天每人吃两餐杂合饭(即用南瓜、山药蛋、蔬菜拌上小米做成的饭)。1943年起改为每天三餐。在副食方面也大变了样。开始每人每天五钱油、五钱盐(有时还不能保证)、一碗菜，以后就改为每人每天六钱油、六钱盐、两碗菜、一个汤。开始吃肉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杀一口猪，就要想办法保证一百人以上的伙食单位吃五餐，以后每月每人则照例能吃到三斤大秤(每斤二十四两)的猪肉；鸡、鸭、鹅、兔等肉还不算在内。从前陕北不种西红柿，经过战士们的努力，西红柿大丰收，成为大家喜欢的食品。①另外，由于各单位司务长和军需同志的刻苦钻研，有些单位，每星期订一次饭谱和菜谱，做到两天不重样，逢年过节，饭菜就更加丰富。

　　创办股份制军人合作社

　　在王震旅长的具体指导下，何维忠带领三五九旅供给部开办了军人合作社，并且实行了在当时看来具有开创性的股份制经营模式。全旅军人拿出两个月津贴，全数入股。皮革工人、纺织工人、铁工、木工们，也都高兴地把自己在劳动竞赛中得来的奖金入了股。股金既可是现金也可是实物，如节省下来的衣服，自己制造生产的各种用品，都可照价折钱入股。所有股金、利润，皆以小米价格折算，以保证社员股金不致因物价涨跌而受影响。合作社的私人股金占全部股金的63.3%。

　　军人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由全体社员(股东)选出对革命忠诚而又熟悉管理的人员组成。其职责是：负责确定营业方针，考勤职员的工作、检查账目等，直接向社员大会负责。大家公推王震旅长为管理委员会主任、供给部政委罗章为副主任、供给部部长何维忠为总经理。

　　军人合作社除保证按期发给社员红利，还从红利中抽出一大笔钱来，专做抚恤、慰问伤病员之用。有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或病逝，家属要办丧事，合作社便拿出钱来补助用费。逢年过节，合作社还要慰劳休养员，给他们送去猪肉、挂面。对年老退伍的军人，也从经济上给予照顾，帮助安家。军人合作社为部队积累了资金，活跃了当时的边区经济，便利了军民生活，并且也为革命战士实行社会保险创造了条件。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到1944年，三五九旅的供应全部自给，而且节余一年，真正做到了毛主席号召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准备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毛主席要看南泥湾生产情况的材料，王震让两个大学生写了一个汇报，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未通过。王震又让何维忠写一个生产建设总结，何维忠赶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王震就来催要，何维忠说：“太乱了，誊抄一遍吧。”王震说：“来不及了，主席要得急。”王震赶紧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很满意。因为毛主席要了解的是具体的生产数据和事例，而所有的数据事例全装在何维忠的心中。毛主席在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详细引用了“三五九旅三年以来在生产建设方面的总结”。

　　在大生产运动中，何维忠始终站在第一线，参与三五九旅大生产运动的具体领导工作，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到一九四二年，三五九旅供给部已经掌管着年产土布九千匹、毛毯近千床、毛巾两千打的纺织厂，年产单鞋两万五千多双、棉鞋一万两千双的鞋厂，年产香油两万斤的榨油厂等等，真是要钱有钱，要物有物，但是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提出不拿一分钱、一寸布、从来没有占过公家一点便宜。一九四三年旅供给部筹办了一批被子，尽管许多同志已经有三四年没有换过被子，原来的被子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是他们仍然提出‘先连队，后机关；先战士，后干部；先群众，后党员’的分配原则”②被官兵们誉为模范供给部。

　　★张海波

　　参考文献：

　　[1]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何维忠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四八七〇部队：《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学习毛主席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光辉思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联系群众的楷模——毛泽东题词表彰的22位生产英雄/陈燕楠主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