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的晏福生

侯卫刚

来源:延安精神库    日期:2020-12-18    浏览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众多开国将军中,有13位独臂(含独腿、独脚)将军。在这13位将军中,独臂将军晏福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以其独特魅力,在军内外享有盛誉。这位曾经在战斗中多次负伤,两次被同志们误认为牺牲,而开过两次追悼会的战斗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生产英雄,得到毛泽东的题词:“坚决执行屯田政策”,受到隆重表彰。

  晏福生(1904—1984),原名晏国金,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今为醴陵市)。1923年到安源煤矿做工,先后参加工人俱乐部和工人纠察队,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回乡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湘东独立师第三团副官,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委员,第十八师和第十六师政治委员,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10月在甘肃天水罗家堡战斗中负重伤,后被截去右臂。同年10月任西路军总部警卫团政治委员。西路军失败后只身辗转回到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晏福生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上下细腰涧等战斗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一旅副政治委员。1945年5月任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副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三五九旅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一师政治委员,第十纵队二十八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等战役。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参加宜沙、湘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4年4月7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

  一、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前的生产运动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创造了屯田开荒、生产自给的奇迹,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但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不是从南泥湾开始的。毛泽东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提交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专门提到,“一九三九年,军队与机关学校一同进行了生产运动。一九四〇年,三五九旅担任河防,参加了这个生产运动”。早在1939年冬,三五九旅调回陕北,驻防警备区,担任黄河天险的守备任务期间,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自给的尝试。

  三五九旅回防陕甘宁边区时恰值隆冬酷寒,但是陕甘宁边区物资供给情况已经是捉襟见肘,且边区财政无力资助充足经费,“被服原料采买困难”,三五九旅听从毛泽东“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克服困难、建设边区”的号召下,毅然从事生产运动。

  首先根据当时最急迫的副食品问题进行生产自给,为其后南泥湾大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1939年底和1940年春,党和政府发给的伙食费不敷分配,冬春蔬菜缺乏,严重地困扰了三五九旅干部战士的生活与训练,而且全部依靠老百姓供给的话,无疑也会加重绥德、米脂、吴堡军队驻扎地区群众的负担。因此,三五九旅、包括晏福生担任政委的七一七团,都投入生产运动中。在1940年夏季起,抢先实现蔬菜的自给,同时为改善肉类供给问题,开始养猪,计划做到年节时分的肉食自给。1940年的副食品生产,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自农历五月起,蔬菜自给的目标实现了,同时各个伙食单位都增加了生猪的饲养数量,每个伙食单位都有大小猪十余头,下半年改善了连队伙食,连队干部战士每个月都能吃到一斤肉,在大量的蔬菜和少量的肉食补充下,粮食的消耗减少了,“有菜半年粮,无菜半年荒”。但粮食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在粮食生产问题上,晏福生等三五九旅干部战士在1940年打了一个“败仗”,成为其后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时牢记在心的教训。绥德、米脂、吴堡一带人稠地少,根本无法进行粮食种植,偶有荒地可以开垦的地方,远在清涧一带,单程就达百余里,来往耗费工夫,三五九旅迫于无奈也只能在清涧一带开荒,但开生荒,头一年不长粮食,且距离驻地过远,除草不及时,往返费工太多,收获所得,不敷购买工具和种子资金,这给晏福生等三五九旅的干部战士一个深刻的教训。从事生产,仅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够,从事生产,仅仅有冲天的干劲是同样不够,必须得细心调查研究,筹划得当。1940年的开荒生产战线上的败仗,让像晏福生这样的三五九旅干部战士认识到,积肥、耕牛、农具、农技、除草等等,都是知识,掌握不了知识是不能做好开荒种地这项看起来简单的任务的,算是付出代价,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教训。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三五九旅尝试开办了自己的纺织厂。为了更好地推动生产运动,三五九旅供给部专门开办了短期训练班,训练班发现有河北籍的战士会织布,三五九旅给这位战士提供了一架木制机子,买了一块洋纱,让战士自己尝试织布,一举成功,十天即将洋纱织完,一天能够织布十丈,织出的洋纱土布质量不错,三五九旅经过科学核算,成本计算下来,比买布便宜1/3。因此,三五九旅作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部队建厂子搞纺织。三五九旅的干部战士齐心协力,买木料由自己修械所制造木制机子19架,又从山西买来四架铁质机子,从部队抽调河北高阳籍贯等熟悉纺织技术的战士20多人,部队资金实在是紧张,地方上的商人也慷慨地用赊账的方式给三五九旅提供棉纱,三五九旅自己的纺织厂土法上马开工了。纺织厂经营情况良好,三五九旅在1940年12月把纺织厂扩大了,1941年初,取消全旅各级干部的勤务员,集中的一百多青年勤务员全部抽调到纺织厂学习织布,初步缓解了人手不足的问题;1941年初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由修械所再添置41架木制大机子,采购了2架铁质机子,初步解决了扩大生产机械不足的问题,利用边区政府发给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40万元基金中的10万元,用于购买土纱洋纱,并广泛结交各地富商大贾,打通了赊借原料、定期付款的商业渠道。开办纺织厂,让晏福生这样的三五九旅干部战士,初步懂得了工业生产、厂企管理、经营经商等方面基本的经验教训。

  开办部队商业也是生产自给中的重要一环,让晏福生这样的干部更直接地懂得了经济规律、商业情报、商业网络等知识。三五九旅在东渡黄河参战之后,为了在兵荒马乱中解决物资供给问题,就开办了自己的军人合作社。合作社经营得还算是红火,在1939年9月,三五九旅接到担负河防回防边区的任务时,立即开拔,但中央和军区都没有能力给付开拔经费,三五九旅从合作社9400元的营业收入中拨付了5400元,剩余4000元的货款,在山西购买了货物,随同部队西行,1939年10月,合作社在绥德五里湾恢复营业,4000元的货物卖了2万多元,成为三五九旅当时的家底,像晏福生这样的干部再次领教了掌握市场、做好商品买卖的重要性,三五九旅军人合作社到1939年底结存现金3.1万元。1940年1月,合作社把经营地点移到绥德南关,改名“大光商店”,大光商店1940年赚得19万多元,成为三五九旅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要的财政补充来源。大光商店当然便利了军队购买日用品,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干部战士能够得到实惠,另外一个方面,便利老百姓购买布匹、纸张、油、盐等日用品,无形中密切了军民关系。还有,大光商店收入盈余,补助了部队经费,纾解了经费严重不足的极端困难。

  从副食品生产、粮食生产、手工工场和商业买卖等方面,成为三五九旅生产自给运动的重要内容,改善了部队给养、巩固了部队,增进了军队内部官兵关系,密切了军民关系,积累了三五九旅在农工商方面的经验,成为进军南泥湾的重要序幕。

  二、晏福生带领717团进入南泥湾,投身大生产运动

  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三五九旅不久开进南泥湾,屯田垦荒。晏福生率七一七团驻金盆湾。

  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晏福生遵照中共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组织部队上山垦荒,因为他知道,屯田政策是朱德总司令提出来的。总司令认为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富的劳动力,投入有用的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朱总司令这种克服困难,支持长期抗战的远大打算,起初有人是不了解的。而晏福生同志他是比较自觉地理解了朱总司令的屯田政策,党中央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实质上就是必须落实屯田政策。他坚决执行这一政策,就想出了各种办法予以贯彻。

  晏福生一面与团里其他领导一起给各个单位明确任务、制定规划,一面深入生产第一线,做宣传鼓动工作,还经常挥着伤臂亲自参加开荒种地。看到开荒第一线人手比较紧张,他就在勤杂人员身上琢磨开了。他想,开荒和打仗一样,要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晏福生先做自己警卫员的工作,要求警卫员凡是不外出执行任务,一律要参加开荒。警卫员考虑到晏政委的安全,加之他又失去一臂,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困难,因此一开始不愿意。但是,晏福生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告诉警卫员,现在不是在敌占区,安全问题不那么突出,而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任务很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晏福生还让妻子马忆湘帮助他做警卫员的工作。马忆湘知道丈夫的脾气,也极力支持他,自己承担了全部家务,把勤务员也抽出来参加生产。在晏福生的带动下,全团上下纷纷响应,大部分勤杂人员都安排了生产任务。各级领导也都亲自参加开荒。这一来,光是警卫员、通信员、文书等,开荒第一线就增加了三四十人,一天下来,全团就多开荒地二三十亩。

  在贯彻落实屯田政策的过程中,晏福生同志不仅有许多发明和创造,而且做到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比如,他工作耐心细致,检查开荒质量时,发现某些队开荒不打土块,撒种不讲究方法,这些都会影响粮食产量,便及时加以纠正;秋收时,他又发现某些战士倒背糜子,因为成熟后糜穗落在地上太多,造成浪费,这些事虽然细小,但他都将其及时纠正。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如果没有许多像晏福生同志那样,在开垦南泥湾的劳动中,及时发现并纠正了上述现象,则南泥湾的成绩便不会如今日的显著。

  由于没有办法用手直接抡镐头开荒,晏福生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千方百计地自己找活干。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三连干部战士就在连长的带领下上山了。到了预定作业地点一看,荒地上的枣刺、藤条、茅草都不见了。大家都很纳闷,连队的干部战士都在,是谁帮我们干了这活儿。战士们环顾四周,忽然看到不远处的山坳中飘起一股浓烟,好奇的战士们都往起火的方向跑去,透过烟雾,看到两个人正在来回奔跑着引火,其中一人一只空荡荡的袖筒在晨曦中随风飘舞。

  连长这才想起还忘了两个客人。昨天晚上,晏福生带着警卫员来连里了解生产情况,由于太晚了没有回团部,就住在连里。大家呼喊着跑过去,将晏福生围住。三连长夺过他手中的捅火棍子,感动地说:“晏政委,你昨晚为开荒的事和我们商量到了很晚,结果我们还回去睡了一会儿,你却跑到山上来帮我们做准备工作,看你眼睛都熬红了。”“没有的事,是让烟熏火烤的。”三连长不容晏福生再说什么,上前推着要他回去睡一会儿。晏福生指着火堆惬意地对战士们说:“看你们连长,我当不了壮劳力,放把火烧烧荒还顶一个人嘛,再说没有我提前烧荒,你们得窝工嘛。”连长赶忙检讨自己的工作计划不周,硬是推着晏福生离开了山坳。晏福生回营地后,并没去睡觉,他让警卫员回团部告诉团长一声,他想再在三连待两天,深入了解一下生产进度以及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并嘱咐警卫员回去抓紧时间开荒。送走了警卫员,晏福生还是没有去休息,而是走进了伙房,操起扁担去挑水。挑满缸后,正赶上锅里的水烧开了,于是他又挑起开水桶给山上的同志们送水。三连的干部战士深受感动,干劲更足,成了全团的开荒先进连。

  播种了,禾苗出土了,晏福生寻思着:锄地比挖地要轻松得多,不能握大锄头,何不打一把小锄头?晏福生亲自掌钳,指导打铁的战士锻打了一把小锄头,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这把锄头为“晏氏”锄头。

  三、把南泥湾精神带到每一个工作岗位上

  汗水浇出丰硕果。当年,七一七团的生产成绩名列全旅、全边区之首,晏福生被推选为生产英雄。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们在生产运动中做出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在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称赞三五九旅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不仅在政治上与军事上起了保卫边区的作用,而且解决了大量的财政供给问题,并为三五九旅颁发了“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边区政府还奖励了22名生产英雄,晏福生名列第三。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亲笔给生产英雄题写奖状,给晏福生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

  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介绍了晏福生的主要成绩:“积极领导完成了开辟南泥湾的艰苦任务,各业生产成绩好,制度严格,管理生产人员严格。部队生活水准提高,供给充裕,以食油论,每天即可食油五钱。两年来该团补充被毯1700条,现有锄头千余把,其他可以想见。”①

  晏福生是一把火,走到哪里,哪里的生产就热火朝天,硕果累累。西北局高干会后,他被调到警备第一旅当副政委,负责全旅的大生产,很快取得丰硕成果。为此,晏福生再次被选为生产英雄。在新的岗位上,晏福生继续保持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继续发扬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迅速打开警备第一旅的大生产局面。

  晏福生到了警备一旅后,积极宣传三五九旅的生产成绩,加强领导,组织竞赛。最初,警备一旅的战士开荒强度低,壮劳动力每天的开荒进度为二分半,引入生产竞赛后,出生产小报,营造开荒种地的氛围。同时,注意科学安排进度,统筹协调,哪个地方可以种小米、哪个地方可以种苞谷,必须根据土壤等实际情况而定,充分听取庄稼把式的意见,不能搞主观意志。科学安排生活,农具、生活、卫生都要保证,尽量保证农具,对于个别地方,如槐树庄的部队,在开荒进程中粮食等不能及时保障的话,由旅供给部及时保证,战士开荒过程中出现外伤,及时给予医治,开荒进度,尽量给开荒的干部战士以更好的条件,经过周到、细致的领导,警备一旅有战士的开荒进度达到三亩八分。在农业生产中播种、除草、收割、晒谷等环节,都特别留意发挥有技术的干部战士的作用,确保有劳动有收获,经过1943年的开荒屯垦,开荒32492.7亩,收粗粮6443.11石,远远地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细粮生产306.4石。除了粮食之外,还收获白菜、洋芋、萝卜等2280189斤,从1943年6月开始就实现了蔬菜自给。除了农业之外,警备一旅还借鉴三五九旅,大力发展纺织厂,开办被服厂,开办了一个铁厂,利用河南的移民开砖瓦厂等等,警备一旅的生产搞得红红火火,迅速扭转了之前生产不力的局面。因此,1945年春,边区在延安召开春耕生产动员会,晏福生再次获得了毛泽东题写的奖状。

  1963年春,晏福生调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生性正直的晏福生因为看不惯林彪的死党、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对上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对下独断专行的做法,多次在党内当面对黄永胜提出过批评,触到了黄永胜的痛处。“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指示广州军区成立了专案小组对晏福生进行清查,整理“材料”,想尽各种办法,折磨迫害晏福生。乐观的晏福生却把折磨看成是锻炼身体和意志的事情,他“始终坚信党,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从不做一件违心的事”②。

  1971年,晏福生夫妇重回工作岗位。1982年9月,晏福生出席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候卫刚

  ①《受奖诸同志职务及主要成绩介绍》,《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

  ②马忆湘:《风暴雨狂意气酣,遗爱雄碑泪化丹——忆晏福生同志》,《株洲日报》1985年4月8日。


  联系群众的楷模——毛泽东题词表彰的22位生产英雄/陈燕楠主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