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群众”的马文瑞

　　马文瑞(1912—2004)，1912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子洲县高家坪乡马家阳湾村。1926年在周家峁高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1月转为共产党员，并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后任安定县县委书记和陕北特委委员，团特委书记、陕甘边东区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陕北省委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陇东地委书记，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西北局副书记、国家劳动部部长，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2004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

　　由于马文瑞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工作认真负责，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受到奖励，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题词充分肯定了马文瑞同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生死与共、鱼水相依的关系，而且体现了他革命生涯中密切联系群众的鲜活事迹。

　　一、亲赴东地区安民

　　马文瑞自从参加革命以后，就与广大穷苦群众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深情厚谊。不论是在白色恐怖中，在领导武装斗争时，或者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时刻牢记并践行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良传统。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1935年春，他开辟陕甘边东地区的革命活动。

　　马文瑞于1935年2月接受刘志丹、习仲勋建议，带领一支武装工作队承担开辟新区的任务。同年3月，一身戎装的马文瑞带领陕甘边苏区政府粮食部部长呼志禄、华池县赤卫队张彦福和许克昌等，同南梁军政于校的几名干部和30多人的一支警卫队，精神焕发地向东出发了。当时陕甘边和陕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惊恐。1935年春，蒋介石调集西北各省军阀及其嫡系部队共5万多兵力对这两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为配合红军主力在陕北作战，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骑兵团，2月由黑水寺出发，穿越咸榆公路、甘泉、宜川，并向韩城、合阳一带游击。骑兵团一路横扫国民党民团，拔除堡寨，组建游击队、赤卫军，扩大了红军影响，推动了农民斗争。马文瑞率领的工作队来到南泥湾游击区，其范围从南泥湾、金盆湾和九龙泉等地，南接宜川，北靠延长，西与延安县接壤，是一个梢林区。土匪经常出没，人民生活贫困。好在陕甘游击队曾多次在这一带活动，而且1935年2月20日，杨森率骑兵团接连歼灭了阵子沟、金盆湾和临镇等地的民团武装，还南下全歼了宜川云岩、郊里西镇的反动武装，在临镇与宜川之间初步开出一块游击区，这就为他们在这里创建新区创造了先决条件。

　　马文瑞一行在杨森骑兵团配合下，他率工作队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赤卫军、游击队，捣毁国民党保甲组织，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一切粮赋、税捐、地租和债务。整个春季，马文瑞身背白色挎包，头裹白羊肚毛巾，不知疲倦地活动在甘泉、宜川和洛川北部的山川林壑，在农民群众中开展艰苦细致的串联、宣传和组织工作。当地老百姓非常欢迎这些亲如一家人的红军干部，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和迅速。3月28日，在临镇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书记的中共陕甘边东区工委，6月间成立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刚任陕甘边特委委员的马文瑞被民主选举为主席，随后又在临镇成立红泉县革命委员会，在宜川城北门山林成立赤川县革命委员会，两个县的区、乡也都成立相应的革委会和党组织。与此同时，在甘泉、临镇、金盆湾和南泥湾都成立了游击队，宜川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号”，他们和东区革委会警卫队互相支援，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抗和骚扰，对巩固新生政权和扩大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根据群众反映，在宜川南源有个土寨子，里面住了许多土豪和劣绅，有民团把守，经常出来祸害百姓，周围群众都希望民主政府除掉它。马文瑞亲自带义勇军、赤卫队2000多人，彻底打掉了这个土围子，为民除害。此时，东区地方武装也不断壮大，在几支游击队，义勇军和警卫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0多人的东区独立营，还有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到同年9月，除宜川南区和甘泉、宜川两座孤城外，这两个县都成了红色区域。这样就在南梁根据地的东边，开辟了一个东至黄河，南至韩城以北，西至洛川、富县一带，东西长200里，南北宽100里的东区根据地，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东区革命政权初步巩固后，马文瑞集中精力领导土地改革。他天天下乡，调查研究，带领干部发动贫雇农，组织贫农团，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粮食，牛羊和土地。许多会议是在农民的土窑洞里召开的，许多问题是在农民的土炕上解决的。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几乎跑遍了两个县的每一个村庄，在山场、村庄和炕头交了许多农民朋友，群众都敬重地叫他“马主席”。马文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得到广大百姓的认同和拥护，他出色的工作，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信赖。但就在此时，陕北错误“肃反”降临在东区这块新生的革命政权上，马文瑞也被人带走关押起来。幸亏党中央的及时到达，纠正了错误“肃反”，陕甘边大批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和马文瑞等都被释放并平反。

　　由于错误“肃反”搞得人心惶惶，靠近边境的老百姓大量外逃。就东地区来说，当地群众在临镇亲眼看到他们的领导人被“白军”抓走，跑到白区的就有好几千人。“肃反”结束后，群众仍然没有打消顾虑。陕甘省委向群众宣布马文瑞被放出来了，群众仍然不信，他们要亲眼见一见马主席才能心里踏实。东地区人口占陕甘省的大多数，本地区的安稳直接影响到陕甘省的安稳。省委书记朱理治只好向中央汇报，提议要马文瑞到东地区去安民。于是，周恩来再次招见马文瑞。周恩来风趣地说：“文瑞同志，你辛苦一趟吧!你去了，见了群众随便拉一拉话，让群众看一看，你这个马主席还平平安安，大家也就放心了!”①马文瑞接受了周恩来下达的任务，在西北保卫局刘子义陪同下，又回到了临镇、宜川一带。当东区群众看到马主席“平平安安”又回到他们身边时，无不欢欣鼓舞，给马主席送鞋袜、送吃喝，有的老汉、老婆拉住马文瑞的手泪流满面，问这问那……动人的情景使同行的刘子义感叹：马主席在群众中竟有这样威信!

　　马文瑞的“平安归来”，不仅使群众得到安抚，更使群众看到胜利兴旺的前景。一些离散的游击队又组织起来，农村党、团、群众组织重新活跃起来，东地区人民支持红军和抗日救国的斗争热情迅速高涨。通过这次东区安民，使马文瑞本人也深受感动，尽管他一直活动在群众之中，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体会到群众对自己的爱护如此真挚和深切!他更深刻地体会到，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红色政权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亲和力。

　　二、消除匪患，为民分忧解难

　　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马文瑞赴陇东担任中共陕甘宁分区党委书记。1938年3月成立庆环分区，他改任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并兼任保安司令部政委。陇东特委并入庆环分区党委后，将甘肃河西一带的地下党——省工委(对外称地委统战部)及其所属的陇西兰州、陇东天水、河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划归庆环分区党委管辖。这样马文瑞所管辖的范围由陇东几个区县，扩大到包括统战区和周围国统区以及兰州以西的其他一些地区。后来庆环和陇东两分区合并为陇东分区，马文瑞任陇东地委书记。前后有6年多他都坚持在陇东斗争，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作出了许多突出贡献，至今还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

　　由于以上三种区域的划分(老区、半老区和统战区)，加上抗战初期双重政权的存在，初到陇东的马文瑞感到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严峻而艰巨。从外部环境看，战争的灰烬未冷，国统区、统战区和解放区之间政治上的矛盾，时刻可能转化为军事上摩擦和反摩擦，经济上的封锁和反封锁，和平民主、抗战的新局面，必须在斗争中巩固。从分区内部看，6个县中3个县是新区，党的组织都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加之当地匪患未除，形势不稳，一些群众对于民主政权能否巩固持怀疑态度。而作为分区党委的马文瑞同志首先抓党组织的整顿和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在1939年8月第二次分区党代会上，马文瑞专门主持讨论了巩固党、巩固边区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教育等重要问题。他提出对新区的基层组织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对老区则提出发展与巩固并重的方针，以全面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通过举办区、乡干部训练班，并对共进行审查，召开党员大会改造区委和各乡党支部，清理了新区一部分靠不住的党员和干部。到1939年底，新区党的基层组织的纯洁性和核心作用提高了，老区的党员由20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加上新区党员1000多人，全分区党员达到7000多人。通过对党组织的整顿和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重审、清理，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为陇东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位于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陇东环县，历来土匪猖獗。在该县西北部大山密林中大小匪帮数十股，而其中盘踞在环县西北与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甜水堡股匪赵老五(赵思忠)势力最大。随着新生政权的建立，赵老五利用哥老会头目的身份，欺骗和胁迫一大批老百姓为匪，经常聚集百数十人，活动于环县、固原和镇原一带。由于国民党环县政府的支持包庇，委任赵老五为保安大队副，兵匪一家，气焰更甚。1939年11月，赵老五带领匪徒，攻入环县城内，接着又窜到河连湾一带，烧杀抢掠，给当地民主政权和老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同年12月31日除夕，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派赵老五率保安队300余人夜袭中共环县县委机关，被八路军环县保安大队击退。他不甘心失败，便利用我党征粮、扩兵中的某些失误，煽动群众，策反自卫军，造成全县性的叛乱事件。全县有18个乡、900多名自卫军卷入叛乱之中，捣毁区、乡政府18处，杀害和劫走区乡干部50多人，抢走枪26支，摧残学校4处，抢劫合作社5处，抢走公粮120余石。②这次环县事件从元旦事发至2月间结束，长达1个多月，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极大灾难。环县人民对赵老五恨之入骨，众口一词说：“长事短事，赵老五不消灭是大事。”

　　环县事件发生时，马文瑞和保安司令员吴岱峰正在延安开会。临行之前，他就专门召开会议再三叮嘱分委、专署和保安司令的负责同志，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密切注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和赵老五政治土匪的行动，严防敌人破坏捣乱。事件发生后，分委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但意见不一致而未决。1940年1月中旬，马文瑞从延安赶回后，立即召集分委、专署和分区研究解决环县事件。同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事件也十分关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指令警二团一定要协助地方保安部队歼灭赵老五股匪。在马文瑞主持下，分委、专署决定全力以赴，围剿赵老五，由团长周仁杰、政委甘渭汉率领的警二团为主力部队，在独立营配合下，对赵老五股匪实施围剿。派分区秘书长孙君一带领一个支前工作团负责后勤工作，支援部队作战。马文瑞也亲自下到环县，和县委书记刘昌汉、县长杨玉亭一同深入群众，做思想教育工作，对被裹胁的土匪追随者进行分化瓦解。群众听说要打赵老五，踊跃组成了2千多人的担架队、镢头队来支援。警二团和独立营首先扫除了敌人外围据点甜水堡，步步压缩，一直把赵老五赶到他多年经营的一座深沟的崖窑之中，被警二团和环县、曲子、华池等县数千名自卫军围困了20天后，3月7日敌巢被摧毁，赵老五在仓皇逃窜中被击毙。③

　　环县事件的妥善处理，使马文瑞深刻地作了反思。环县事件虽然是国民党顽固派有预谋、有组织制造的摩擦事件，但也反映了我们在征粮扩军中违反党的政策，农民负担过重，环县某些干部在开展群众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给匪徒以可乘之机。经过上级批准，惩处了18名惯匪，通过检查工作也处理了一些人，个别严重错误者受到法律制裁。由于马文瑞、马锡五领导的庆环分区和专署能做到有错即改，不仅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

　　三、深入群众，关心爱护同志

　　马文瑞同志不仅能够密切联系广大群众，而且他也能广泛联系机关、学校和部队里的同志。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好像只有到农村、到工厂去工作才是密切联系群众，而对于到机关、学校和部队里去工作，却不认为是群众工作。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在农村里、工厂里，是群众工作，这是直接的群众工作，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毛泽东告诉我们：同时应该了解，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教育群众，指导群众。这是我们机关工作同志和技术部门工作的同志需要深刻了解的。再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同志，都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是工人阶级中乃至人民群众里先进分子组织起来的，军队是穿上军装的老百姓，各种机关部门的工作同志，都是来自人民群众中而又为群众，也就是为自己而工作的。④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选择了马文瑞同志在陇东时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与机关、学校和部队同志密切联系的动人故事。

　　(一)多次奔走为师生

　　在忙于生产部署的同时，马文瑞也没有忘记陇东中学的师生们。在边区经济困难时期，陇东中学和边区的其他学校一样，不但没有钱，而且没有粮食和衣服，师生们只能饿着肚子上课，披着被子出操。为了解决学生们的吃饭和穿衣问题，马文瑞和专员马锡五多次来到陇东中学，领导师生开展生产自救，要求学校绝不能饿死一个人。

　　正是在马文瑞这种爱民如子精神的影响下，赵长远等学校领导积极组织全校师生员工投入到生产中去。上山开荒，种粮种菜，纺线做鞋，办合作社搞运输，养猪、卷烟、擀毡等，把生产自救搞得热气腾腾。劳动结硕果，1941年夏开始好转，1942年吃粮获得根本解决，给教员还增加了伙食优待金。到1944年不但完全渡过难关，还达到粮油菜自给有余。边区教育厅发函赞扬陇东中学生产“成绩显著，至堪嘉许”。半个多世纪后的1997年，马文瑞在为《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史》一书写的“序言”中，回忆当年情景，还情不自禁地赞叹师生们的生产自救是“一个奇迹”。他写道：“艰苦环境对人既是一个考验，也是一种锻炼。学校条件这样差，生活这样苦，大家始终精神饱满，情绪乐观，没有悲观失望，叫苦叫累。凡是在陇东中学工作和学习过的人，没有人不对这种苦中有乐，虽苦犹荣的校园生活，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⑤

　　(二)不顾疲劳看战士

　　马文瑞在担任陇东党的书记的同时，还兼任陇东保安司令部政委。1942年后，又兼任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作为部队的主要政治领导者，他和专员马锡五以及部队驻地庆阳、合水、华池等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挤时间到部队营房和屯垦基地看望指战员们，嘘寒问暖，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军政首长共同商讨部队建设问题。每次来到部队，马文瑞都特别叮嘱不要把自己当外人，不要做特殊饭，战士们吃粗面馍馍、洋芋、南瓜，他也毫无例外，蹲在地下，吃得很香。要是错过了开饭时间，他就随便吃点冷馍剩菜，将就一下，丝毫没有书记、政委的架子。

　　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经常连续骑马跑几个部队，从团部到营部再到基层连队，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征求他们对上级或当地党政机关的意见，商讨肃匪反特、反“摩擦”斗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方面的问题，往往谈到夜深时分还顾不得休息，实在困了就睡在指战员的土窑洞里。

　　当年任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的张才干中将在《留守陇东》的回忆录中，在谈到当年马文瑞到团部后不顾疲劳、执意骑马去看望驻地很远的下属部队时，感慨地写道：“直到这时，我才弄清了马书记这么马不停蹄地来看二营部队，原来是抓紧一切机会促进军民团结、军政友谊啊!我十分感动，也对马文瑞同志深入实际、勤奋工作的革命精神敬佩不已。”⑥

　　(三)竭尽全力护同志

　　1943年1月中旬，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马文瑞回到陇东，继续领导整风运动，并及时传达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精神，部署了新的工作任务。整风运动进一步开展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并在各级党政机关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发财思想、贪污腐化等斗争。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马文瑞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既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又注意做好思想工作和耐心的帮助。对党员则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党员登记，对每个党员党性考察和鉴定，都坚持实事求是地评议。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马文瑞在陇东制定了工作制度、纪律守则和奖惩制度，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政策。并且在学习中，马文瑞坚持强调学与用的统一，启发每个党员对照文件精神，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自我反省，重点解决农村党员脱离群众、个人主义、宗派主义、闹不团结等不良现象。每个党员都写了“自我思想认识提纲”(不识字或书写有困难的请人代笔)，畅谈学习收获。

　　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陇东分区的整风也随即转入审干阶段。陇东分区处在统战区的前哨，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用各种方式对陇东解放区进行破坏，因而担负着反特锄奸的重大任务。审查干部、清理内部，马文瑞认为十分必要。但是鉴于错误“肃反”的严重教训，他要求审查干部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做好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因此，审干初期，在马文瑞的领导下，陇东分区各级党组织普遍采取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式，启发有问题的党员、干部主动向党组织交代清楚问题，不要隐瞒错误的历史。对于需要进行党纪政纪处分的，也准备留在运动后期处理。这样做，使不少同志坦白了错误、弄清了问题、基本上达到了纯洁内部、增强团结的目的。整风工作还同时推动了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持续进行。

　　★何磊

　　参考文献：

　　[1]董清治：《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张才千：《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运动》。

　　[5]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曹建平等：《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①《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②陕甘宁区保安处：《抗战以来国民党内反动派武装破坏边区简录》，载《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

　　③《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④马绍明：《群众工作问题》，《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2日第4版。

　　⑤董清治：《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校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张才千：《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联系群众的楷模——毛泽东题词表彰的22位生产英雄/陈燕楠主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