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65

　　1. 中共西宁市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西宁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4月23日至27日在市人民政府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76名，列席代表19名。叶锡彭作《关于西宁市委两年来几项主要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一九五六年几项主要工作任务》的工作报告。李钧镒作《关于西宁市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几项主要工作规划意见》的报告。夏隆尧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大会选出由13人组成的委员会和7人组成的常委会及7人组成的市委监察委员会，夏隆尧、叶锡彭、李钧镒分别当选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李钧镒当选为市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糟文斌当选为副书记。大会还选出了出席中共青海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指出，全市已基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学习、宣传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基础上，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全市97.6%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入社农户的96.36%，顺利完成了党对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改造任务。粮食、油料、蔬菜产量分别比1954年增加6.24%、67.51%和20.54%；全市52个手工行业已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47个，入社社(组)员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4.56%。在24个私营工商业行业中，参加公私合营和合作的已达工商业总户数的96.48%。手工业生产总值较1954年增长30%。会议提出，1956年要做好支援城市工业建设、加强对国营商业部门的领导、掀起手工业合作化生产高潮、大力发展郊区蔬菜和肉食加工生产、合理布置城市建设、进一步开展文教卫生和体育事业、实事求是地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等八项工作。会议强调，继续大力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切实改进领导作风；继续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百倍努力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加强各单位、部门之间的协商配合，加强经常联系，主动克服困难；必须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和干部的学习，确保各项任务的完成。

　　大会提出，“西宁市在今后数年内将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城市”是本市的发展方向，也是全市的奋斗目标。对此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出这一转变，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任务十分繁重，要求全党动员、全力以赴、共同奋斗，确保这一光荣艰巨任务的提早完成。

　　2. 整风和反右斗争

　　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及批评自我批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求在党内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5月28日，中共青海省委决定，西宁市作为全省第一批整风单位，于5月至8月开展整风运动。5月7日，中共西宁市委成立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于5月13日发出通知，在全市278个机关、学校、厂矿的党支部和4049名党员中，按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运动初，各单位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并召开由各族各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对党和政府的批评意见。整风运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平稳有序进行。

　　全党整风开始不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鼓吹所谓“大鸣大放”，乘机向党发起进攻，公然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党的领导。对此，中央决定予以反击。自6月8日起，先后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通知》等，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也下发《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和办法》。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针对西宁市少数右派分子攻击党的言论，全市的整风运动也转为反击右派进攻的反右派斗争，并在1958年2月召开的市委二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对有不同意见的高仲远等5任进行批判斗争，并错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运动中，全市共划定右派分子232人。根据中央于1958年4月2日又下发了《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把运动转入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阶段。4月11日至15日，市委二届九次会议召开，强调把整风搞深、搞透，至7月，全市整风运动基本结束。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造成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一些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深受其害，造成了严重后果。1959年至1964年，按中央的指示，先后给绝大部分被划为右派的人摘帽，1978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对尚未摘帽的全部摘帽，给予改正，彻底平反。

　　3.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8月24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大办人民公社，农业区在9月10日前实现人民公社化。在此形势下，市委随即也作出了《迅速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8月底，郊区原150多个农业合作社，合并建成“东风”、“红旗”、“七•一三”及“东方红”四个县级人民公社，城中区在大搞福利的基础上，联合建立六个人民公社，实现了全市城乡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党、政、军、民、学一体化管理，土地、牲畜等各类生产资料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核算基础，各作业组对生产任务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惩和检查验收的“五定一验收”生产责任制。

　　人民公社的迅速组建，既缺少一定的物质条件，又缺乏相应的思想基础，加之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盛行，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及农民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被一平二调(一平即平均主义供给制，食堂一平，二调即对生产队的劳力、财务无偿调拨)和收回，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许多队相继出现了人瘦、地瘦、牲畜瘦的现象。至1960年，全市粮食产量较1957年下降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按照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精神，市委于1960年12月22日发出《关于开展农村整风运动的指示》，抽调千余名干部深入农村，认真纠正“一平二调”和查处“五风”，明确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允许农村木匠、铁匠，缝纫及五金修理等自由经营，停办公共食堂，退回农民的自留地等，生产中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等办法，使农村经济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左倾”思想影响，各地又出现收交自留地、变生产队核算为大队核算的穷过渡等，给公社管理及群众思想造成了混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先行一步，逐步扩大了生产队的自主权，恢复了集贸市场，鼓励发展集体及家庭副业，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决定》，包产到户、包工到户等各种责任制开始实行，使公社管理体制发生了变革。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市委于1984年1月成立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3月18日制定了政社分开及建乡工作安排意见，派出干部进驻农村，广泛宣传和认真组织实施，至7月，完成了全市70个公社改建为67个乡、5个镇的工作，人民公社体制遂告结束。

　　4. 三年“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即1958年开展的“国民经济大跃进”运动。这是党中央为高速度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探索。1958年1月1日，省委、省人委发出《为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丰收的指示》。2月13日至3月10日，市委二届八次全委会召开，会议两大任务之一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使1958年各项工作来一个大跃进，并提出了粮食单产“一年过黄河(亩产400斤)，二年跨长江(亩产800斤)五年实现千斤市”的目标和按照全党动手，全民办工业的要求，完成工业建设任务；其他城建、财贸、文教卫生等事业，也必须实现新的跃进。4月11日到15日召开市委二届九次全委会，则认为一月内能使水地增加94.50%，一年内百分之百实现水利化，并提出“千军万马齐动员，昼夜鏖战三十天，要叫湟水走上山，要叫荒山变粮田，一月水利化，争取粮上千，菜上万，收入加一翻，四季赛江南”的口号。5月、6月又相继召开市委二届十次、十一次全委会，部署农业大搞“千斤运动”。1959年1月召开的中共西宁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仍要求全市工业、农业及其它战线，都必须有一个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并提出工业产值要比1958年增长2倍，粮食亩产达2855斤，平均每亩施肥10万斤，土地深翻1尺至5尺以上等。直到1960年6月3日到5日，市委召开全市工业会议，传达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仍强调要“实现生产跃进”。

　　“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导致各级党委政府、各行各业不断修订计划，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蔓延起来。尤其在农业生产上，一些地方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口号的影响，争相大放“高产卫星”。如大通县委在1958年三干会上提出，“1959年大显身手，鼓足干劲掀动地球，全面跃进插红旗，亩产七千争上游”的口号，但实际上1957年到1959年粮食亩产均不到200斤，而1960年仅为113斤。湟中县提出1959年粮食总产达10亿公斤，实际仅生产7024万公斤。

　　各行业连续三年所谓的“大跃进”，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秩序，助长了浮夸风，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困难局面。直到1960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决心降低计划指标，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要搞几年慢腾腾，暂时不搞“大跃起”进后，为期三年的大跃进才开始降温并逐步转入调整轨道。1961年12月召开的中共西宁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全市三年“大跃进”的教训，对存在的问题做了检查纠正，国民经济开始转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

　　5. 中共西宁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共西宁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59年1月11日至15日在南关街市人委礼党举行。出席会议正式代表244名，代表全市4704名党员，列席代表121名。大会传达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二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总结了中共西宁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主要工作和确定1959年几项工作任务；讨论制定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定了主要工作任务，通过了市委叶锡彭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认为，自1956年以来，全市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出现了生产建设高潮，尤其是1958年，工业农业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大跃进的一年。工农业生产加翻增长，超过历年的增长速度，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的总和，文教卫生设施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全市人民公社化的实现，更推动了生产的事业的发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人们的精神也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共产主义精神正在蓬勃发展，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正在形成，共产主义协作作风进一步发扬。工业、农业、思想的皆大丰收，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

　　会议指出，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根本改变旧变貌，全面完成了第二个五年划指标任务具有决定的意义。工业、农业和各条战线，在1959年都必须有一个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要以钢为纲，全面发展地方工业，大办钢铁冶炼，发展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和轻工业，要努力增加粮食总产量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继续贯彻工业、农业并举的方针，全面推进国民经济的更加高涨。

　　会议强调，要继续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对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忘我劳动精神，必须坚决保护，继续发扬。党的各级组织要以不断革命的思想武装干部群众，继续发扬人们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推进革命形势的迅速前进，要经常与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注意关心群众生活，继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高潮。

　　大会选出由25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三届委员会。三届一次全委会选举由11人组成的常委会，余光当选第一书记，叶锡彭、李钧镒，屈保生、董仲良、张永丰为书记处书记。大会选举出市委监察委员会，董仲良当选为书记，李国当选为副书记。会议选举产生了出席中共青海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6.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鉴于国民经济的失调和困难，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2月5日至11日，省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精神，并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决议》。18日至19日，市委召开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央、省委关于大办农业、树立支持和促进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对当年计划作了低于上年的安排。10月30日至11月4日再次召开三届八次全委会，提出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进而在12月15日至17日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及1963年10月21日到27日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认真检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按照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决定及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指示，对国民经济全面进行调整。

　　在农村，结合整风整社，市委派出工作组分片包队，彻底纠正大跃进中的一平二调错误，清理、退赔个人和集体财物；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恢复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坚持“多分配，少积累”，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和“四固定”(定土地、劳力、牲畜和大型农具)；取消公共食堂。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个人所有制，给社员留点自留地的指示，允许社员种菜、喂猪，发展家庭副业，减少征购。在工业方面，按照《工业七十条》及国家对企业实行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的“五定”和企业对国家做到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的“五保”要求，着手逐步进行整顿。恢复于工业合作社，将部分全民企业转为集体，对产品无销路、长期亏损者进行关停并转，增加农业生产资料、轻工产品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基本建设方面按照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分批突击，打歼灭战原则，停建缓建了一些项目。财贸系统积极收购农副产品，处理积压商品，建设基层网点，努力作好服务工作。与此同时，按中央和省委部署，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并上调各类人口的粮食供应标准。

　　通过对“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到1965年，西宁社会总产值为1962年的1.48倍，农业产值比重上升2个百分点，粮食产量已恢复到1957年水平，工业企业较1958年减少30个，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较1962年增加5个百分点，全民独立核算工业劳动生产率由3817元，增加到7583元，居民储蓄余额为1962年的1.26倍，全市经济开始步入以农业为基础，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

　　7. 中共西宁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中共西宁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61年12月5日至17日在西宁大厦举行，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87名，代表全市9738名党员，列席代表79名。刘泽西作《认真检查总结工作，坚决贯彻执行政策，夺取以农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新胜利》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关于继续贯彻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进一步检查过去工作，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的决议”的决议》和《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决议》等。

　　大会认为，三年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积极努力，辛勤劳动，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促进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全市工业企业年产值增长了1倍以上，邮电业务总量1961年比1958年增长约138%，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有一定增加，人民公社经过整顿得到巩固提高。在全党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反“五多”为中心的“三反”整风运动以及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和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等，保卫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但是三年中发生的问题和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由于市委个别主要负责同志违背中央方针政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弄虚作假，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给生产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对此，要进一步检查纠正，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会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高举高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集中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努力增产粮食，增殖牲畜；继续缩短基本建设和重工业战线，加强轻工业、手工业战线，增产农用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须品。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巩固工农联盟，为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积极创造条件。会议强调，要坚决按政策办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宣传“三面红旗”的正确，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大走群众路线，加强调查研究。会议号召全体党员、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鼓足干劲，一心一德，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夺取国民经济的全面胜利。

　　大会产生了由23名委员、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四届委员会。四届一次全委会选举由11人组成的常委会，刘泽西当选第一书记，叶锡彭为第二书记，康泽西、张永丰、冯志清为书记处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了市委监察委员会委员9人，张永丰当选为书记，李国选、李维钧为副书记。

　　8. “四清”和社教运动

　　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则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9月，中央先后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决策的规定》，指导运动开展。至1965年1月，又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统称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按照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市委随即成立“四清”运动办公室，于10月11日抽调304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市郊中庄、十里铺，沈家寨三个公社及毛纺厂、康尔素乳品种、大什字百货商店、下北关居委会开展社教运动试点，并计划全市两年内分期完成。当月召开的中共西宁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社教运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在运动中要抓好组织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三个重点。运动期间，根据有关中庄坏分子唆使其两兄弟把生产队长打份、彭家寨公社反坏分子放火烧贫农积极分子房子。有人用倒卖集体牲畜的钱作资金办私人砖厂、工业局所属20个工厂中有8个领导权和财贸系统100个企业有25个领导权被职工不信任的人掌握、市属5所中学50%的教职工有政治历史问题、砖瓦厂746名职工中有92%为盲流人员且多数政治面目不清等材料，结合西宁和平土改、民主革命不彻底及市委揭出反党集团等情况，认为西宁反动势力基础深厚，阶级斗争更为尖锐复杂，敌情严重。此后，至1964年10月，市委组成“四清”工作组，与省委派驻西宁的城市“四清”工作团七分团、农村社教工作团五分团共3000余名于部，分成102个工作队(组)，在市属838个机关、企事业街道、郊区，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5年3月，市委五届五次全委会，进一步对社教运动做出安排，分三批在551个单位开展运动，并要在1966年底全部完成市属单位的社教运动，并要求在1966年底全部完成市属单位的社教运动。至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后，派驻各单位的社教工作队陆续撤出，社教运动也随之结束。运动因不切实际的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错误地把基层领导干部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判斗争，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9. 中共西宁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共西宁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63年10月21日至27日在西宁大厦举行，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11名，列席代表38名，代表全市8352名党员。李宁作了《加强党的建设，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争取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全面好转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1962年，市属工业超额69%完成计划，粮食产量比1961年增长41%，蔬菜生产基本上满足了城市需要，压缩了城镇人口，超额完成了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精减计划。按照中央指示和省委部署，在城市开展了以查账目、查仓库、查协作、查使用、查机关食堂、查农副业生产的“六查”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在农村，原原本本宣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文作，深入进行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及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会议认为，在国际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策划反华大合唱之际，敌特反命分子积极活动；新旧资产阶级分子互相勾结，扰乱市场；宗教上层反动分子企图复辟宗教封建特权，破坏民族团结；农村地富反动分子实行反攻倒算，幻想“变天”；混入革命队伍的不法分子大肆破坏、为所欲为等情况，足以说明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尖锐、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突出的。

　　会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掀起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方面，全面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把工业部门和各方面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切实做到工业面向农业，城市面向农村。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切实改进领导工作，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奋发图强，勤俭建国，鼓足干劲，乘胜前进。

　　大会选出由18名委员和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五届委员会，五届一次会议选出9人组成的常委会，李宁当选为市委书记，李扬、康建西、张永丰为副书记，并选举产生了8人组成的市监察委员会。

　　10. 工业学大庆运动

　　由于大庆人创造出了辉煌业绩，表现出了伟大的奉献精神，1964年元月，毛泽东提出了“全国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同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介绍石油战线30多个部门、4万余名职工，集中7万多吨设备，在黑龙江大庆1960年到1963年会战中，把思想工作、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结合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经验。《人民日报》也登载有关铁人王进喜英雄事迹的文章，自此开始了工业学大庆运动。5月下旬，省委派出学大庆试点工作组，在康尔素乳品厂、西宁五金厂、湟源52公里次高级路面工程工地进行试点；市委在3月9日召开的五届二次会议上，号召要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加强思想工作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并组织企业负责人外出进行实地参观学习。

　　西宁各企业在学大庆运动中，结合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比、学、赶、帮”竞赛及政治工作好、计划完成好、“三八作风”好、企业管理好、生活管理好的“五好”活动，认真学习大庆人“三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和“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作风；努力实施“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作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群众、结合进行攻关)，不断完善各类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和经济核算。市委多次组织工业学大庆现场交流会，并与西安、兰州、银川等城市签订有关学大庆竞赛协议书，制定全市普及大庆式企业规划，努力促进企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并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随着全国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不断深入，学大庆运动逐步扩展到交通、建筑、商贸等各行业。各级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抓典型、树标兵，并多次召开学大庆总结表彰会议，以推动学大庆运动深入广泛开展。期间，大通矿务局小煤洞矿被授予全国煤炭系统学大庆先进单位，西宁冶炼铸管厂、青海重型机床厂等被省委命名为“大庆式企业”，西宁市邮政局、西宁市第一服装厂、西宁标准件厂、大通县汽车队被命名为市级“大庆式企业”。

　　在文化革命期间，工业学大庆运动同样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以批判所谓资产阶段对工人群众的“管、卡、压“为名，使学大庆运动带上浓厚的路线斗争、阶段斗争色彩。但客观上工业学大庆运动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得到提升，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各种责任是的落实，工业学大庆运动也退出历史舞台，但大庆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一直成为西宁人建设新西宁的巨大动力。

　　11. 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治山治水，发展粮食生产的经验。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农业生产要靠大寨精神，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并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196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要求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象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1965年8月省人委召开州县长会议，提出为掀起农牧业生产高潮，必须开展一个广泛深入地学大寨、赶大寨的群众运动。市委五届二次会议后，市及区县分别成立农业学大寨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部署学大寨工作；湟源县小高陵大队被树为全省学大寨典型后，全市掀起了比、学、赶、超小高陵的高潮。期间，全市分批组织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1800余人，赴大寨参观学习。

　　农业学大寨初期，各社队主要是学习大寨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和平荒坡、修梯田等经验，集中抽调劳力，组成专业队，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64年，含两湟在内全市耕地为15.66万公顷，1965年、1966年分别增加到15.84和15.91万公顷，粮食产量1964年为19.26万吨，油菜亩产为44.61公斤，各类牲畜66.78万头(只)，1965年分别为23.37万吨、66.31公斤、84.44万头(只)。到1980年，分别增加到30.65万吨、69.35公斤和89.54万头(只)。期间，各区县多次召开会议，按照省、市安排部署，研究制定建设大寨县的目标及措施，湟源县小高陵大队树为全省学大寨典型后，全市掀起了比、学、赶、超小高陵的高潮。之后，郊区马坊公社毛胜寺大队、大堡子公社陶南大队、大通县后子河公社陈家庄大队、湟中县海子沟公社等均被评为省级学大寨先进典型。到1976年底，全市共建成大寨式公社10个，大寨式大队163个，分别占公社大队的14.7%和16.3%。与此同时，市及区县从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深入社队进行宣传。安排厂矿企业与各公社大队实行厂社挂钩，建立三级农机修造网，选派技术人员和工人，以支援农业大寨运动。在大寨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全市农业战线抒写了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文化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想影响，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三自一包”进行批判，变生产队核算为大队核算，在记工中推行“政治分、思想分”，助长了绝对平均主义，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大寨是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学大寨的极“左”路线是错误的，要求各地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的各项政策。至此，长达16年之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