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党史：第三阶段

　　1. 中共西宁市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6年4月23至27日，中共西宁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76名，代表全市1195名党员，列席代表19名。

　　市委书记叶锡彭代表市委作《关于西宁市委两年来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56年几项主要工作任务的报告》，李钧锰作《关于西宁市1956至1967年几项主要工作规划意见的报告》。

　　会议确定，1956年的工作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大力支援城市工业建设；加强对国营商业部门的组织领导和政治思想领导，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品种，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手工业应在合作化高潮的基础上，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生产高潮；在继续贯彻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下，动员一切力量，大力发展蔬菜生产，以解决当前蔬菜的迫切需要；城市建设应根据为大工业、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则，正确合理地布置城市中的工业、交通、住宅及文化、卫生等建设；随着工农业生产及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开展文教卫生工作，改善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和健康状况；加强领导，有计划、有分析、实事求是地继续深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培养干部。会议提出：西宁市在今后数年内将要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城市，这是本市的发展方向，也是全党奋斗的目标。

　　会议选举产生由13名委员组成的中共西宁市第二届委员会和由7人组成的西宁市委监察委员会。大会同时选举出席中共青海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2.整风和反右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1957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决定，5月至8月，西宁市作为全省第一批整风单位，按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运动初，各单位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平稳有序进行整风运动。全党整风开始不久，针对西宁市少数右派分子攻击党的言论，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全市的整风运动也转为反击右派进攻的反右派斗争。至7月，全市整风运动基本结束。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造成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一些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深受其害，造成了严重后果。1959年至1964年，按中央的指示，先后给绝大部分被划为右派的人摘帽，1978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对尚未摘帽的全部摘帽，给予改正，彻底平反。

　　3.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省委要求大办人民公社，农业区在9月10日前实现人民公社化。市委随即作出了《迅速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8月底，郊区原150多个农业合作社，合并建成四个县级人民公社，城中区联合建立六个人民公社，实现了全市城乡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党、政、军、民、学一体化管理，土地、牲畜等各类生产资料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核算基础，各作业组对生产任务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惩和检查验收的“五定一验收”生产责任制。

　　由于人民公社组建既缺少一定的物质条件，又缺乏相应的思想基础，加之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盛行，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及农民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被一平二调(一平即平均主义供给制，食堂一平，二调即对生产队的劳力、财务无偿调拨)和收回，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许多队相继出现了人瘦、地瘦、牲畜瘦的现象。按照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精神，1960年12月，市委发出《关于开展农村整风运动的指示》，抽调千余名干部深入农村，认真纠正“一平二调”和查处“五风”，逐步恢复农村经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先行一步，逐步扩大了生产队的自主权，恢复了集贸市场，鼓励发展集体及家庭副业，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决定》，包产到户、包工到户等各种责任制开始实行，使公社管理体制发生了变革。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市委于1984年1月成立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3月18日制定了政社分开及建乡工作安排意见，派出干部进驻农村，广泛宣传和认真组织实施，至7月，完成了全市70个公社改建为67个乡、5个镇的工作，人民公社体制遂告结束。

　　4.三年“大跃进”运动

　　1958年1月，省委、省人委发出《为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丰收的指示》，2月，市委二届八次全委会召开，会议两大任务之一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使1958年各项工作来一个大跃进，并提出了粮食单产“一年过黄河(亩产400斤)，二年跨长江(亩产800斤)，五年实现千斤市”的目标和按照全党动手，全民办工业的要求，完成工业建设任务；其他城建、财贸、文教卫生等事业，也必须实现新的跃进。4月，市委二届九次全委会召开，认为一月内能使水地增加94.50%，一年内百分之百实现水利化，并提出“千军万马齐动员，昼夜鏖战三十天，要叫湟水走上山，要叫荒山变粮田，一月水利化，争取粮上千，菜上万，收入加一翻，四季赛江南”的口号。5月、6月又相继召开市委二届十次、十一次全委会，部署农业大搞“千斤运动”。1959年1月召开的中共西宁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仍要求全市工业、农业及其它战线，都必须有一个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并提出工业产值要比1958年增长2倍，粮食亩产达2855斤，平均每亩施肥10万斤，土地深翻1尺至5尺以上等。直到1960年6月3日到5日，市委召开全市工业会议，传达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仍强调要“实现生产跃进”。

　　各行业连续三年所谓的“大跃进”，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秩序，助长了浮夸风，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困难局面。直到1960年下半年，为期三年的大跃进才开始降温，并逐步转入调整轨道。1961年12月召开的中共西宁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全市三年“大跃进”的教训，对存在的问题做了检查纠正，国民经济开始转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

　　5.中共西宁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1959年1月11日至15日，中共西宁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正式代表244名，代表全市4704名党员，列席代表121名。

　　会议指出，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根本改变旧变貌，全面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任务具有决定的意义。工业、农业和各条战线，在1959年都必须有一个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要以钢为纲，全面发展地方工业，大办钢铁冶炼，发展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和轻工业，要努力增加粮食总产量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继续贯彻工业、农业并举的方针，全面推进国民经济的更加高涨。会议强调，要继续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对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忘我劳动精神，必须坚决保护，继续发扬。党的各级组织要以不断革命的思想武装干部群众，继续发扬人们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推进革命形势的迅速前进，要经常与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注意关心群众生活，继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高潮。

　　大会选出由25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三届委员会。三届一次全委会选举由11人组成的常委会，余光当选第一书记，叶锡彭、李钧镒、屈保生、董仲良、张永丰为书记处书记。大会选举出市委监察委员会，董仲良当选为书记，李国选当选为副书记。会议选举产生了出席中共青海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6.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针对国民经济的失调和困难，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市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央、省委关于大办农业、树立支持和促进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对当年计划作了低于上年的安排。11月再次召开三届八次全委会，提出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进而在第四、第五次党代会上，认真检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对国民经济全面进行调整。

　　通过对“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到1965年，西宁社会总产值为1962年的1.48倍，农业产值比重上升2个百分点，粮食产量已恢复到1957年水平，工业企业较1958年减少30个百分点，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较1962年增加5个百分点，全民独立核算工业劳动生产率由3817元，增加到7583元，居民储蓄余额为1962年的1.26倍，全市经济开始步入以农业为基础，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

　　7.中共西宁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1961年12月5日至17日，中共西宁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87名，代表全市9738名党员，列席代表79名。刘泽西作《认真检查总结工作，坚决贯彻执行政策，夺取以农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新胜利》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关于继续贯彻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进一步检查过去工作，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的决议”的决议》和《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决议》等。

　　会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集中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努力增产粮食，增殖牲畜；继续缩短基本建设和重工业战线，加强轻工业、手工业战线，增产农用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须品。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巩固工农联盟，为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积极创造条件。会议强调，要坚决按政策办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宣传“三面红旗”的正确，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大走群众路线，加强调查研究。会议号召全体党员、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鼓足干劲，一心一德，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夺取国民经济的全面胜利。

　　大会产生了由23名委员、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四届委员会。四届一次全委会选举由11人组成的常委会，刘泽西当选第一书记，叶锡彭为第二书记，康建西、张永丰、冯志清为书记处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了市委监察委员会委员9人，张永丰当选为书记，李国选、李维钧为副书记。

　　8.“四清”和社教运动

　　1963年2月至1965年1月，中央先后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决策的规定》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统称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按照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市委随即成立“四清”运动办公室，抽调304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市郊中庄、十里铺，沈家寨三个公社及毛纺厂、大什字百货商店等开展社教运动试点，并计划全市两年内分期完成。至1965年3月，市委五届五次全委会，进一步对社教运动做出安排，分三批在551个单位开展运动，并要求在1966年底全部完成市属单位的社教运动。至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后，派驻各单位的社教工作队陆续撤出，社教运动也随之结束。运动因不切实际的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错误地把基层领导干部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判斗争，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9.中共西宁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1963年10月21日至27日，中共西宁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11名，列席代表38名，代表全市8352名党员。李宁作了《加强党的建设，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争取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全面好转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会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掀起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方面，全面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把工业部门和各方面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切实做到工业面向农业，城市面向农村。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切实改进领导工作，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奋发图强，勤俭建国，鼓足干劲，乘胜前进。

　　大会选出由18名委员和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第五届委员会，五届一次会议选出9人组成的常委会，李宁当选为市委书记，李扬、康建西、张永丰为副书记，并选举产生了8人组成的市监察委员会。

　　10.工业学大庆运动

　　1964年1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国工业学大庆”的号召。5月，省委派出学大庆试点工作组，在康尔素乳品厂、西宁五金厂、湟源52公里次高级路面工程工地进行试点。

　　西宁各企业在学大庆运动中，结合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比、学、赶、帮”竞赛及政治工作好、计划完成好、“三八作风”好、企业管理好、生活管理好的“五好”活动，认真学习大庆企业管理经验，不断完善各类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和经济核算。

　　在文化革命期间，工业学大庆运动同样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对工人群众的“管、卡、压”为名，使学大庆运动带上浓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色彩。但客观上工业学大庆运动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得到提升，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11.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要求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1965年8月，省人委召开州、县长会议，提出为掀起农牧业生产高潮，必须开展一次广泛深入地学大寨、赶大寨的群众运动。市委五届二次全会后，市及区县分别成立农业学大寨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部署学大寨工作；湟源县小高陵大队被树为全省学大寨典型后，全市掀起了比、学、赶、超小高陵的高潮。

　　农业学大寨初期，各社队主要是学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和平荒坡、修梯田等经验，集中抽调劳力，组成专业队，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1976年底，全市共建成大寨式公社10个，大寨式大队163个。与此同时，市及区县从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深入社队进行宣传。安排厂矿企业与各公社大队实行厂社挂钩，建立三级农机修造网，选派技术人员和工人，以支援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大寨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全市农业战线抒写了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文化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想影响，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大寨是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学大寨的极“左”路线是错误的，要求各地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的各项政策。至此，长达16年之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