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新天地

　　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起程北行。我想不合意时再出来。那时正是一九三八年的秋天。

　　一进入延安，许多新鲜的印象都来了。一路所看到的窑洞都是七散八离的，这里却是一排排的很整齐。那种像桥穹一样的石砌房屋也多起来了。古旧的城，一半蜿蜒在山上，在南方和华中都很难找出这样的城吧！这些印象，使我觉得延安似乎不应该是这样，延安应该美丽得多。

　　我下了汽车之后，当局把我招待到“西北旅社”(是个最上等的旅社)，他们把我当作上宾看待——几天之后，日本飞机突来轰炸，我刚走出房门要到防空壕去，炸弹已在头上丢下来，我赶忙卧倒，炸弹就在我面前炸开，房子都被炸倒，我险些炸死！这次危险受惊不小。他们赶快给我搬家，我就住到北门外的鲁迅艺术学院去了。

　　我在鲁艺担任音乐课程，他们分给我一个窑洞居住。从前我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空气不好，光线不够，也许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是事实全不然，空气充足，光线很够，很像个小洋房。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土’)是穹形的。后来我更知道了它冬暖夏凉的好处。我吃到了小米饭，这饭不好吃，看来金黄可爱，像蛋炒饭，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开始学过简单的生活。

　　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和晚饭后二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我到的时候及以后，学习的空气很高)。他们似乎很忙，各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简单，一张桌子、一铺床、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章上剪下来的图照，此外就没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布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

　　鲁艺的音乐人材，我到时不多(全中国音乐人材本来就少，所以也难怪)。他们算是全延安歌咏运动的中心，从影响上说，也许还是全国歌咏运动的中心吧?他们对新音乐建设的工作，做了一些；对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努力，成绩较大。有“民歌研究会”收集的民调，包括了全国的，陕、甘、绥远的尤多。还有少数民族(如蒙、回、藏、番、苗……)及朝鲜、安南等地的民歌土调。因为延安是全国各地直到各弱小民族(现在还有印度的)的青年“集散之地”，所以鲁艺的“民歌研究会”就能从那些青年的口里把歌调记下来。鲁艺关于世界音乐的材料有一些，外间看不到的这里也有。他们和苏联音乐界的关系密切，要得到那些材料不难，世界音乐的材料也较容易得来。我最近托延安的负责人要几千张乐谱，他答应一定能取来。所有这一些情形，对于我写曲、研究有很大的好处。只是乐器方面设备太差，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除了能够携带的西乐器(如提琴手风琴之类)外，只能数数中乐器了。我现在正在研究中乐器的特点，想利用它们的特长以补目前的缺陷。

　　我担任的课不多，有很多时间来写作研究，常有时间找学生来谈。学生们的进步相当快，他们生活单纯，专心学习。现在招生考试很严格，学生的基础更好。有些用功能赶过教员，因此教课的人不怎样吃力。学生们和我很好，上课时间往往要延长。有一天晚间上课，讲到夜深，本该休息，但他们说不疲倦，要我讲下去，一直讲到了天明才罢。

　　我对鲁艺的生活很易习惯，只是开会最初不惯，我觉得开会妨碍写作。我曾经向他们表示这一点，他们没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们对问题解决的审慎态度。他们以为开会大家都发表意见，问题就考虑得较周到了。又，开会时，大家交换了意见，不同的经过争论后又相同，因此就没什么隔膜，容易团结。我对于这一点，慢慢也就习惯了。

　　生活既安定，也无干涉和拘束，我就开始写大的东西。1935年开了头的《民族交响乐》在安静的窑洞里完成了。还有《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三八活报》……都能连续的写下来。现在还有几个大的作品未完成。

　　延安的人很欢迎《黄河大合唱》，已经唱演过近10次了，还愿意听。招待外面来的贵宾时也演唱。他们(贵宾)看(指挥)听过后也感动地讲过感想，但不如延安的青年批评那么多。延安的人喜欢新的东西，也喜欢批评。他们常对我的作品发表意见，而且有一套道理。我因之常常以他们的批评作参考，改正某些地方。但是也有些人批评常以过去或现在某作家的作品为标准，这种稍带点保守性的批评。是在别的地方也不能免的。这种批评对我也有帮助，使我看到我的作品个性、进步还是退步。

　　还有一种批评，给我的益处较大。那就是负责当局的关于方向的指出。譬如他们所主张的“文化抗战”，那关于音乐上民族、民主、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等，给予我对于新音乐建设的研究和实行以很大的启示。

　　为学习浪潮所推动，我也学习理论，最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知道这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觉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且不说大的方面，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等问题，只举出为什么工农的呼声有力、情感健康这一点。关于这一点，过去我以为是因为他们受苦，但这回答我自己也未满意，所以在吸收工人的呼声及情绪入作品时，显得表面化(形式化)。现在我知道，劳动者因为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他们只有摆脱这种枷锁才有出头之日，如果不然，就只有由衰弱而灭亡。所以他们的反抗就是求活，他们的呼声代表着生命，代表着追求光明未来的力。还有，工人们是一贫如洗，毫无私蓄，连妻子、儿女也要变成工厂主的奴隶，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他们的头脑里便难以为私，所以胸怀博大。他们反抗压迫、剥削，世界上没有了人吃人，谁都过着幸福的日子；劳动者要消灭人吃人的制度来救出自己，因而也救出了所有的人。这样可以知道劳动者所想的实在是最高尚的、正义的，他们不需要欺骗、卑鄙、自私、阴谋、猜忌、残忍等等。所以，感情是健康的。又因上述种种原因，他们最能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因此他们的声音、感情就能充溢着热爱和亲切，真诚和恳挚。至于他们命定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翁，把世界变成大同社会，这样，他们的气魄自然是很大的，力量自然是深厚的——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劳动者呼声的无限力量和情感的健康。而剥削人、压迫人的集团的音乐之所以日趋没落和充满颓废、感伤的靡靡之音，正象征着他们是不行了，人们已不再容忍他们的乌烟瘴气，已不再允许他们把世界推向火坑。

　　我的学习还很肤浅，还不能很好的应用到写作上。现在似乎比以前忙了些，我想还得好好地努力一下。

　　(原载1940年延安《中国青年》2卷8期)

　　延安鲁艺文艺录/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文艺录》编委会.—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08